田家英评江青：脾气怪难伺候 对“主公”毫无帮助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2月14日第5版，作者：曾彦修，原题：《忆于光远二三事》

　　于光远，原上海县城人，即今上海南市人。1936年冬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据于和我们几个人闲谈说，初始时，他只是一个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的一般参加者。一天看见清华关上大门，不让学生出去（不准出校门是校外武装干的，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校长从未干涉过学生运动），于上前去看看是什么事，知道情况后，立即自己也投身进去了。跟着发生的“南下宣传团”救亡运动，他就全身全意地投入进去了。可能是途中在保定（？）时，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于积极参加，后来似还成了其中的一个领导人（以上是我的印象，如有不确，是我的责任，与于无关）。于在1936年就用了很多时间投到“民先”的开辟工作上去了。1936年冬，于清华毕业，还得有个饭碗，1937上半年，于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时清华大学西语系同学、党员黄秋耘已先毕业回广州做地下工作，即介绍于光远入党，时在1937年春（这些是黄秋耘同志告诉我的）。因此，于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党员。今天有些人不了解，时间相差不远，战前战后为何要如此区别？须知，抗战前入党的党员，还是“共匪”呀！当然应该有不同的待遇。现在简称于是1937年入党的，有点与“三八式”混淆，含义不太明白。

　　于大概是1939年春以后从武汉撤回延安的。回延安，即调入中央青委。

　　时中央青委并不大，可是众星云集。胡乔木调去任青委副主任，黄华、李昌似乎也在那里。其他还有韩天石、李锐、于光远、许立群这么一批明星在那里，可谓群星荟萃，历史上极其罕见。

　　1939、1940年于在延安虽然已同毛泽东见过几次，并于1940年同屈伯传同志一起，到毛的住处谈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事情，因均未见过报，所以知名度并不高。后来，中央青委的部分人知名度剧增了，那是因为中青委于1940年办了一个大墙报，即大名鼎鼎的《轻骑队》。上述诸人中有一部分人在上面写过文章，于光远也写过，名声就立刻传开了（我那时正忙于学教条，只马马虎虎去看过一次）。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一些杂文与杂文刊物，与《轻骑队》比起来，可谓还没入门。在座的童大林（《轻骑队》的具体技术编辑与誊写者）说，“这是我听到的最高评价”。真的，不说内容，那文字的短小精干，是以后的杂文所未见过的。于光远也在上面写过文章，我就是从这里知道于的。

　　当然，正式整风前，这个部门在延安就分散了。于被分到了一个学校教书，于是，长时期又不知此人到何处去了。日降后，于被派协同钱俊瑞进入北平办《解放报》等，多次被镇压，于是，钱俊瑞与于光远的名字，才经常见之于根据地的报端，大家就知道于了。

　　襟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

　　1946年10月左右，延安各机关通通撤退到延安北偏西二三百里的乡村里去了，彼此不知道各单位在哪里。1947年大约3月中旬（因为那时天天在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参考消息，所以记得），我得通知，一人单独步行到晋西北的兴县碧村去集中，说中央已组成一个土改工作团，由康生、陈伯达分任正副团长，团员由各单位调人组成。中宣部由田家英、曾彦修二人参加，并告我时住在中宣部的毛岸英已先走了。中央妇委是由张琴秋、张越霞两个老同志参加。全团始终坚持到底的只有张琴秋、张越霞、高文华、贾琏（女）、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等七人。这几个人跑了较多的地方。凡会议时或行军晚上住宿时，于、史、曾（有时有毛岸英）三人多住在民居的一个炕上。当时，大家都已怕谈家庭出身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于却与众不同，无任何忌讳，说他家大概应是大资产阶级了，住在上海旧县城内（即后来的南市区），本姓郁，大概是祖父或曾祖父时，家中是“沙船”大商人。沙船即风帆大海船，一船员工数十人，专营近海生意，跑朝鲜、日本、菲律宾、南洋等，资本大，贸易金额大，怕要算当时的大资产阶级了，是上海有名的大富商。

　　在谈到1935年“一二·九”救亡运动的初始时，于也很天真，一字不吹。说，在一二·九那天，他还是一般的随众行动，丝毫没有说他是清华救亡运动的发起人或领导人的意思。之后1936年他更积极地参加“民先”的领导工作。于逝世后，公布他是1937年入党，按解放后的规定，他1936年是“民先”重要领导人之一，应即是党员了。

　　他对我们讲，1938年夏天，即抗战中最热闹的“武汉时期”，于在长江局青委工作，一次奉命赴湖南长沙研究青年工作，到长沙火车站不久，即遇日机来轰炸，市街秩序大乱，于找地方避弹，东躲西躲，被当地警察抓起来了，说他是汉奸。于又久久不能说明身份，不得已，于说，你们去问问徐特立老先生吧（徐老当时在长沙代表中共），这时只好由徐出面把于保释出来。

　　类此的事情，他都无保留地说给大家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