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作品销量两重天：《浴血罗霄》一年仅售6本

本月底，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将颁奖，从1982年至今，茅奖在33年间评选了九届，先后有43部作品获奖。随着颁奖时刻的临近，这个中国唯一一个政府类最高文学奖到底给作家带来什么影响？获奖作品在读者中生命力如何，在文学史上其存活率又怎么样？这些话题都颇令人关注。

一个意外

作家收获的其实比奖多

在金宇澄供职的《上海文学》编辑部，第10期校样已新鲜出炉，第11期也开始发稿。刚刚获得第九届茅奖的金宇澄说，他还是那个干了几十年的编辑，完全转到作家的状态会不习惯。

不断到来的采访让金宇澄更不习惯，他甚至关心起，往届茅奖获得者是否也像他一样经历过媒体的疯狂追击。这些天，各路记者想方设法找到了他，他担心，这样下去《繁花》会招人烦。但他又不愿意从此以后把电话关掉，谁也不理睬，“那样我觉得过意不去，因为80后、90后读者喜欢这本书，外地读者比上海读者更喜欢。”金宇澄说，他的内心处于很矛盾的状态。

以《江南三部曲》而获奖的格非，态度却是坚决、明晰的，“这个奖已经过去了，对我来说，脑子在新长篇里了，不能分神。”格非说，他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写作，和老婆都不怎么见面，“但这些天不断有人祝贺，还有人请我吃饭，我有点招架不住，吃饭大多推掉了，只有母校来人除外。”格非说，他内心很清楚一件事，茅奖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

因《生命册》而获奖的李佩甫直言相告，“我正在医院输液。”他说，自己血压不稳定，压差很大，腰也很不好，现已无暇顾及其他。

尽管新晋茅奖得主直喊“累”，但对那些过来人而言，茅奖对作家作品的市场带动是强大的。

4年前，在伦敦街头，毕飞宇听说自己得了茅奖。最初这个好消息并没有搅乱他的心绪，但其带来的影响令他始料不及，“我对自己的作品市场有预期，我从来就不指望卖得有多好，作品最高销量也就10万册。”但在2011年，他以《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这本书当年销量即突破15万册，今年正向40万册的大关挺进。而在获奖前，《推拿》4年卖了48000册。

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也和毕飞宇有同样的感受，“在得奖之前，这本书发行大概是四五万册，得奖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专有出版图书，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奖系列书系发行，累计已有30多万册。”

阿来凭《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奖，他更是直率地说，茅奖给他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很大。2000年10月，茅奖公布结果的时候，他还在南京全国书市推销《科幻世界》系列杂志的第二本，是媒体记者告诉了他获奖的消息，他高兴地蹦了起来，那天晚上他喝高了。

《科幻世界》后来奖励阿来8万元，而他在此又干了6年才离开，后于2009年当上了四川省作协主席，他至今认为作协主席与茅奖之间有必然联系。“无论怎么说，我们这批起来的人，创作还是比较拔尖的，如果让上级来判断，某种程度上，茅奖得主可以成为一个认定标准。”阿来的经历并非个案，王安忆2000年以《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年即当选上海作协主席。麦家2008年凭《暗算》获茅奖，五年后当选浙江省作协主席。

一种困惑

出版社心境微妙而复杂

茅奖结果揭晓了，推出获奖作品的出版社的心境却变得微妙、复杂起来，甚至是有某种困惑在其中。

在本届茅奖获奖作品中，《繁花》《江南三部曲》均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嘉奖令第一时间发至出版社。在如此的喜庆时刻，社长陈征最先想到的却是《繁花》和《江南三部曲》的艰难起步。

《收获》增刊发表《繁花》后，金宇澄找到上海文艺编辑聊过。“尽管当时作品并不是很完整，但我们觉得非常有特色、接地气，如同世俗博物馆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蜕变，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陈征说，出版社当时就决定出这部书稿。这是金宇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小说出版后，我们到杭州做推广，结果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多。”陈征安慰作家，“我们慢慢做，《繁花》是部好作品。”

出过多部小说的格非，情况也没好多少。《江南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出版后，陈征曾陪格非到山西大学做演讲，原本说组织一个两百人的会场，不知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最终只来了不足20人。“格非说，只要有一个人他也要讲。”

莫言的《蛙》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奖，“没获奖前，我们当时做得很吃力，莫言到处走，做了七八场签售、见面活动，销量好不容易达到了七八万册。”陈征说，莫言获茅奖之后，《蛙》的销量就达到16万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该书至今销量已达百万册。

“培育它，包装它，合约也快到期了。”陈征苦笑着说，作家得奖了，面临诱惑多了，一些出版机构开出的版税条件更加优厚，出版社辛苦打造出来的作品不少就流失掉了，“我也理解作家，写作一辈子，谁不愿意让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多的回报？”这时，陈征不断安慰自己，好在《繁花》和《江南三部曲》的合约到期还早呢。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普遍，一些茅奖作品，因为出版社拿到的不是专有出版权，或是作者版权意识不够，同样一部作品会收入到不同的文集、丛书中，呈现到处开花的奇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认为，版本混乱，对作者本人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有版本单一，出版社才会倾心维护，最终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他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茅奖作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均由十月文艺专有出版，目前是销量排在第一、第二的两部茅奖作品。

一份书单

市场销售冰火两重天

某种意义上，茅盾文学奖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购书单。但细看这份书单会发现，茅奖作品境遇处于冷热两极，有的几乎被人遗忘，有的生命力越来越旺盛。

在豆瓣、天涯论坛、知乎上，关于茅奖作品的讨论最近还是热门，大家纷纷晾晒出自己的书单。读者寇俊峰说，2002年《无字》一出来他就震惊了，张洁的写作方式太超前了，从文学性把握来说，完全“碾压”张爱玲，“我正是看了《无字》，才关注茅奖的”。而于智超对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特别有感触，“乡土题材，清新淡雅，想哭哭不出，浑身有被蚕食的感觉。”一位叫意书晓的读者则如此回忆道，“初中时特别喜欢茅盾文学奖系列的小说，家里有一大排深红色封皮的厚书，觉得那里面充满中华广袤土地的气息。”

在晾晒的众书单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出镜率”最高。中文系学生金澄飏的回忆满是温暖，“青春期的女生总有自己的忧愁，而我的烦恼似乎《穆斯林的葬礼》这本书可以解决。”读者阿飞坦言，“这两本书我都看了不下五遍，初次阅读还在上初中，后来便买了作为枕边书。”开卷数据显示了这两部作品的顽强生命力，就在上周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仍高居前列，前者位居第四，后者位列第二十五。来自出版社的销售数据同样证实了这一点，这两部作品在茅奖作品中最畅销，而且销量逐年上升。《平凡的世界》2013年为30余万套(三册)，2014年40万套，累计销售至少三百余万套；《穆斯林的葬礼》2013年近30万册，2014年34万册，也已突破300万册。此外，当当网数据还显示，《白鹿原》《繁花》《黄雀记》《尘埃落定》《蛙》《推拿》也走势不错。

但也有不少茅奖作品近期销量较少，如第三届茅奖作品、萧克的《浴血罗霄》2013年一年仅售出6本，2014年卖出108本。此外，王火的《战争与人》(第四届茅奖作品)、莫应丰的《将军吟》(第一届茅奖作品)、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第六届茅奖作品)等都销量惨淡。

担任过三届茅奖评委的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分析道：“在过去，很多获奖作品都比较传统，比较主流，更贴近意识形态。”他认为，经过时间的淘洗，确实有一部分作品，未必完全经得起读者的考验，也未必经得起文学史的考验。

但陈晓明也关注到一个现象，读者喜欢的作品，专业文学评价未必很高，专业评价高的作品，读者又未必会喜欢。“读者的阅读还偏向于传统的、保守的、故事性的、娱乐的、轻松的，和自我经验比较接近的作品。”他提到，有些作品读者喜爱，但如果放在当代文学史中，也许不能说它的艺术手法对文学史有特别大的贡献。

一个榜单

美学取向悄然发生转变

随着新晋茅盾文学奖五部作品的到来，一份足以梳理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发展脉络的独特榜单摆在了人们面前。

面对这份榜单，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家张莉颇为感慨，从《芙蓉镇》《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蛙》《推拿》《江南三部曲》《繁花》到《黄雀记》，关注当代社会变化的作品居多，“某种意义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构成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史。”

陈晓明则认为，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它们既有文学史的意义，又能表现那个时代的深刻问题，把握住了时代的矛盾。”

从这份榜单更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评奖观念、美学取向在悄然发生变化。毕飞宇至今想来还是感触很深，“从第八届茅奖开始，这个国家级文学奖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重要的一条是，美学取向更自由、更包容。”在他看来，正是茅奖发生了转向，《推拿》才有可能得奖，“毕竟以往都是史诗写作、大题材写作，才能获奖。”

毕飞宇还颇为动情地说，《推拿》的题材如此小众，小说的空间、时间跨度也如此之小，“但在特别小的空间里，完成自己的长篇，人物又显得不拥挤，读起来很舒朗。作家的艺术探索受到尊敬，这让我内心很爽。”

张莉认同毕飞宇的说法，“以前，许多人认为茅盾文学奖的主导话语是宏大叙事、写实主义与史诗性作品。”而从第八届茅奖评选开始，茅奖并没有把“宏大”和“史诗性”作为评判的唯一尺度，它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多元化，强调文学品质，鼓励创新，“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届中，《蛙》《推拿》以及《一句顶一万句》的获奖。”

此外，从今年第九届开始，获奖作家终身成就奖的意味似乎前所未有的浓重，除了金宇澄是首次发表长篇小说外，其他四位作家都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几十载。“我赞成茅盾文学奖有终身成就奖的意味，相当程度上，这是为了树起经典文学的标杆。”陈晓明说。

但这也让人产生了某种忧虑，如韩敬群所说：“原来横空出世一部作品还有可能，今后一旦都评成终身成就奖，这个奖就会变得容易预测，也容易布局了。”他认为，这样尽管会相对减少速朽的作品，但爆冷门的机会也少了，这个奖的意外惊喜就少了。

观点

九部作品看茅奖

点评者：文学评论家白烨

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评说茅奖43部作品，所以采用一届茅奖一部作品的方式，对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以点带面的回顾与勾勒。

■第一届 《芙蓉镇》

这一届评选的是1977年至1981年间的长篇小说，这个时期正是文坛的劫后复苏和新时期的初开序幕。

古华的《芙蓉镇》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血脉勾连，但在写法上，完全走出了其他作品滞留于“运动”反思的通病。作品由胡玉音、秦书田等人的基本生存被压抑，简单愿望被遏制的日常生活图景，揭示了“极左”与“文革”作为“人祸”的本相与影响。这部作品可看作是当代作家从“伤痕”“反思”淡出，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的一个转折。

■第二届 《沉重的翅膀》

这一届评选的是1982年至1984年间的作品。当时，在理论批评由思潮批判转向理论建设的有力推动下，一些作家开始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改革文学”应运而生。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描摹了一幅工业战线在改革初期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锐利的语言，不加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爱与憎、臧与否。正是这种充分展现作者主体性的写作，引起了文坛内外的种种争议。《沉重的翅膀》最终以“修订本”获奖，开创了一个先例，也证明主流文坛在渐次走向宽松与开放。

■第三届 《平凡的世界》

这一届评选的是1985年至1988年间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时期文学对内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对外借鉴新异的文学养分，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开始走向写作的多样化、风格的多元化。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巨细无遗地反映了“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社会生活的悄然变动，及其在人们心里激起的种种回响。作品更为突出的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在前行中辄遇挫折、在挫折中又不断奋起的描述，来歌吟青年一代坚持自己理想的顽强抗争精神。作品葆有深刻的人生启迪意义和青春励志作用， 一直长销不衰。

■第四届 《白鹿原》

本届评选的是1989年至1994年间的长篇小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学、文化领域兴起“通俗文学热”“港台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文学的生存造成了较大冲击。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白、鹿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于关中农民身上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一部《白鹿原》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有意味的是，《白鹿原》因评奖中存有较大争议，在确定作者可对作品做适当修订后授予了奖项。

■第五届 《尘埃落定》

本届评选的是1995年至1998年间的长篇小说。从1998年起，因网络文学的兴盛，年轻作者的崛起，长篇小说较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直面现实与回望历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主要取向。

阿来的《尘埃落定》，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康巴藏地风土人情的种种神秘，又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土司家族父子、兄弟之间的人性隐秘。作品在家族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蕴含了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诸多意蕴。由此，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以新的高度实现了与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学的艺术接轨。

■第六届 《历史的天空》

本届评选的是1999年至2002年间的长篇小说。由二十世纪跨越到二十一世纪，网络文学领域群雄并起，文学图书市场更看重流行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严肃文学与时俱进和适时更新。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表现战争和触摸人性上，都有脱出常轨的突破与创新。作品写出了我军干部从文盲到文明，从自发到自觉的真实成长过程，同时又写出了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冷漠和遇到的苦闷，革命精神、军人气息与英雄气魄浑然凝聚，充沛的刚劲、天然的兵味和内在的雄性交织一起，读来鼓荡人心。

■第七届 《秦腔》

本届评选的是2003年至2006年间的长篇小说。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注重审美的严肃性写作以及靠近市场的类型化写作，日益表现出两极分化和分道扬镳的明显趋向。

写《秦腔》，贾平凹动用了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作品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者像是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

■第八届 《一句顶一万句》

本届评选的是2007年至2010年间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为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不断加大，以严肃文学为主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剧增，类型化的作品陡然增多，长篇小说更加丰繁，也更加混杂。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作品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第九届 《江南三部曲》

本届评选的是2011年至2014年间的长篇小说。文学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人们对于莫言所代表的以个人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莫大兴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的基本趋向。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集结了“失败者”的命运，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从勃发到磨损、消弭、凋落，作品不仅弥漫着混沌人生的沉痛写实，也提出了深沉的拷问与反思。(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