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围剿红军屡战屡败 大呼赤匪太厉害了
文章选自《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作者：李涛 出版社：长征出版社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率领广大群众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支红军和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内普遍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政权，革命烈火重新在广大地区燃烧起来。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不顾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消灭蓬勃发展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从1930年底起接连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不禁仰天哀叹：
“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1932年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任命其心腹爱将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统帅中央军嫡系12个师，担任主攻。
当时毛泽东虽已失去兵权，但担任红军领导职务的周恩来和朱德重新祭起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
陈诚的中路军第52、第59师先后被歼，两个师长一个自杀，一个被俘。随后陈诚的发家部队、号称国民党军精锐的第11师在草台岗陷入红军重兵包围，遭到歼灭性打击。
蒋介石悲伤莫名，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宣称：
“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心痛，不寒而栗……”
见委员长如此悲痛，陈诚也赶紧“自我检讨”：
“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即使如此，陈诚也因“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遭到政敌各方面的群起攻讦，被降一级，记大过一次。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一脸威仪肃穆地出现在聚集在江西抚州的几十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面前。
蒋介石还是老一套，继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
“你们暂时不要把眼睛盯在北方，和日本人的冲突，何部长会解决得很好。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试想，世界上有一个七千万民众的小国能灭亡一个四万万民众大国的道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专心一致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赣省赤匪已成气候，近日又重创我十一师，如不下决心合力剿灭，日后必酿出大患。我这一决心，虽遇百折而不悔改。希望诸将领能察我的苦心。”
三天后，蒋介石又在南昌继续教导他的高级将领们：
“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
5月中旬，蒋介石撤销了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另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并在美、英、日等国的支持下，由他亲自组织并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撰写了《推行剿匪区域政治工作要点》，强调指出：
“剿共必须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军队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党政军一定要整个的相辅为用，通力合作；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来摧毁共产党的所有一切组织及在民众中的一切潜在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改变。各县要厉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建立保安队、铲共义勇队，强化各级政治机构。”
客观地讲，蒋介石能够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一系列的讨伐军阀的运动，使此前一盘散沙的中国得到了空前的统一，说明他绝非庸碌之辈。
在接连经过四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的惨痛失败后，蒋介石已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了。把改变民众心理当做一条列入其中，足见蒋介石的见识不俗。而由他手制的《剿匪手本》，更见其对红军的研究颇有心得。这个小册子后面所附的《赤匪的战术》，已十分接近毛泽东的用兵方略了。
蒋介石是这样归纳红军战术的：
一、遇敌不轻交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漂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至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五、围城不宜离城太近，免敌人潜出，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以稽查。
……因地制宜，出奇制胜。
如果篇目不叫《赤匪的战术》，仅从内容上看，倒像一篇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心得体会，言语间还不经意地流露出几分欣赏。
蒋介石把毛泽东的兵法研究到这般水平，仍觉得没把握取胜，竟破天荒地“不耻下问”，向手下诸将领和幕僚讨教了。
鉴于屡次“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早在南昌行营成立前，国民党军内不少将领即主张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以此作为防御和进攻红军的主要手段，认为“无论进剿、防剿、清剿，以及封锁、善后等政务，均以依附于碉堡，逐步推行，始能较具体切实便利”。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了一次“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
会议期间，蒋介石参加了六七个小组的讨论。每到一组，必鼓励部下畅所欲言。
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一个名叫柳维垣的行营参谋突然语出惊人：
“我以为，对赤匪的四次作战，无论在战略上或是在战术上，我方的处置都是失败的。”
顿时，室内鸦雀无声。
谁都知道每次“围剿”作战的指导方针全是经蒋介石钦定的。柳维垣这不是把蒋委员长全盘否定了吗？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将领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只待老蒋大发雷霆。
令众将称奇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暴跳如雷，只是面带尴尬地说：
“好！说下去。这次讨论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说出心里想的。”
柳维垣无疑是受到了委员长的鼓励，接着说：
“第一次作战，败在轻敌上。我军总认为赤匪是一般的土匪，只不过他们人多一些罢了。轻敌冒进，让共匪一仗吃掉了张辉瓒一个师。第二次败在步步为营的战术上。试想，步步为营能把赣境都扎成营盘么？果真如此，恐怕得投入两百万军队。结果反倒让共匪以静制动，抓住一个空隙吃掉了公秉藩，整个战线也就随之崩溃了。第三次搞长驱直入，忽视了共匪地形熟悉，又不愿与我决战两点，被赤匪拖了一两个月，瞅准了空当又吃了我们一个多师。第四次分进合击，也没有对症下药，急于找共匪主力决战，反被共匪利用了我这种心理，使个并不高明的疑兵计，就把我几路大军调动了。”
蒋介石耐心地听了半天，却没听出什么惊人之见，脸色便阴沉了下来，慢吞吞地说：
“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已经找到了很高明的破敌良策。那把你的高招亮出来，让大家听听。”
柳维垣不慌不忙地说：
“赤化的面积，不过五万平方公里。我这个办法其实算不得发明，因为堡垒自从有战争就存在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应采取堡垒主义，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把碉堡作为进攻和防御的手段，稳扎稳打向前推进。这种堡垒从四面向赤化区中心滚动，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柳维垣并没有说谎。这个针对苏区的堡垒政策，在国民党将领中既不是他首次提出的，也不是他最早付诸实践的。
提出堡垒政策的第一人，乃滇军将领金汉鼎。
那是1929年冬，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会上，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之法对抗清军，并给予清军沉重打击；对付朱毛红军也可仿效此法，通过大量修建碉堡，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终消灭之。
有谁知道，这位金汉鼎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窗好友。当年二人一起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又同在滇军第2军任旅长，交情颇深。
然而，政见的不同，最终使二人分道扬镳，由友成敌。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上了井冈山；金汉鼎当上了三省“剿匪”副总指挥，提出了围困朱毛红军的堡垒之计。
令人感叹的是，20年后，在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金汉鼎随卢汉在云南高举义旗。朱德闻讯，即派入滇之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前去看望。朱、金二人言归重好，化敌为友。三年后的1951年国庆节，这对曾历经风风雨雨、在战场上拼杀数十年的老同学，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重逢。当二人紧紧握手之时，是否想起了赣粤闽湘那漫山遍野的碉堡！
不过，1929年金汉鼎提出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毕竟在他眼中，朱毛红军那点儿可怜的兵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何须费神劳力地修碉筑堡。
金汉鼎的建议虽没有得到委员长的认可，但却打动了参加那次“清剿”会议的第52旅旅长戴岳。在随后赣东北的“清剿”行动中，戴岳首次付诸实战。
这位赣军将领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堡垒政策的第一实践人。
可惜，戴岳命中不济，遇上一个狂妄自大的上司第18师师长张辉瓒。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十余万人马，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
29日，任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的张辉瓒率第18师2个旅孤军冒进龙冈，一头钻进了红军的包围圈。结果全军覆没，张辉瓒也当了红军的俘虏，被割下了脑袋。
戴岳侥幸逃脱，保全了一条性命。心有不甘的他，奋笔疾书，写了篇《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送何应钦。文中特别强调了修碉筑堡的重要性。
何应钦很是赏识，将戴岳的这篇文章印制成册，并亲笔写序，下发各部，作为“剿匪部队之参考”。
尽管说，金汉鼎第一次提出堡垒政策，戴岳将其第一次付诸实践，但最终使堡垒政策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的，却是后来担任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的柳维垣。
这一次，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议结束时，蒋介石赠给国民党将领的《剿匪手本》、《孙吴战略问答》等书中，均包含了“堡垒政策”的内容。
会后，南昌行营在第一厅设立专课，即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蒋介石还调军事参议院参议马吉到课，任指导督察事务；派大批军事人员分赴各地，指导督察实施等。此外，他还不惜血本，规定奖励办法，以促其“堡垒政策”的实施。
7月，蒋介石签署颁布了由第六课编写的《剿匪部队协助民众构筑碉寨图说》，以及拟定的构筑碉堡的具体办法和规定，把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划分为8个筑碉区，又将抚、赣两河间划分为7个碉堡群区，分别派员“选筑碉堡”，要求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
南昌会议上，除了讨论决定军事战略方针以外，蒋介石还进一步强调要贯彻他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
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1932年6月，蒋介石在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时，提出来的“剿共”理论，即一方面继续以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另一方面更注意运用政治力量来摧毁革命根据地。
为推行这一方针，蒋介石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同时，加强特务活动，规定各县均采用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编组保甲，训练民团，改组反动的地方武装，建立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强化各级政治机构，让各地方的土豪劣绅回乡主持地方行政，直接协助国民党正规军的“剿共”行动。
蒋介石认为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是部队原来的编制不适应“匪区”山地作战。7月，他在南昌行营召集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鉴于以往师以下设旅、团两级，“指挥层次既多，运用有欠灵活”的弊病，研讨军队编制之改革。
会议研究决定：“将以往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或二团的编制，一律改为师辖三个团，减去旅指挥阶层”；团以下各级部队力求充实，以便长久保持战斗能力；团以上各级部队，均增设侦探队，扩大运输队编制，以加强搜集情报和提高运补能力。
这些改革，均以运动便利、指挥灵活、适合山地战为着眼。至8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3团、4团、5团制3种师。蒋介石以改编后的3团制师和整理过的5团制师作为进攻红军的主力，人员武器补充充足；把新调至江西的部队重新整理，改编训练成“剿共”的基本队伍；以湘军及未改编的部队为筑垒守碉部队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150至200个团，以不断补充其“围剿”红军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