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留苏12年的跌宕生涯:斯大林数次召见

15.05.2015  12:49

  原标题:蒋经国留苏12年的跌宕生涯:斯大林数次召见

流苏时期的蒋经国与蒋方良

  “左派”学生。尼古拉同志。与冯玉祥之女的短暂婚姻

  蒋经国在莫斯科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

  更称“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邀请到托洛茨基演说,给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蒋经国在校“苦修俄文,也对与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及经济学,下了一番苦功”。这位革命青年在1925年12月,也就是抵达苏联后几个星期,就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自加入国民党后的第二个党派组织。

  蒋经国在学校中相当积极,不但当上墙报刊物《红墙》的编辑,发表过《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两篇文章,还曾在报上写道:“大家站在革命阵线,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当时蒋介石打着联苏、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誓师北伐,不但思想颇为“”倾,甚至在与蒋经国的书信往来中,还表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共产主义,中国革命只有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

  斯大林就曾引用北伐的成功作为他政策正确的证明。不过,校园中的蒋经国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建立起良好关系。托派对蒋经国影响甚大,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教授李普曼、普里哥金在内,都跟蒋经国关系密切,并引导小蒋与其他中国留学生加入托派秘密学社;蒋经国日后也承认,不但自己的政治思想的确与托洛茨基主张“以革命火炬烧掉旧世界”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甚至还居中担任了领导的工作。蒋介石此时对联共(布)保持合作态度;1926年,邵力子也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国民党常驻莫斯科中山大学代表。学业方面,蒋经国用两年时间修完社会发展史、经济地理等基础课程,也修了列宁主义。美国人陶涵在其《蒋经国传》中甚至指出,蒋经国刚好此时与邓小平同班学习,双方关系颇佳;邓小平是共青团小组长,曾为班上同学写下意识形态与思想改造报告,应包括蒋经国在内;他也曾在蒋经国的《红墙》上发表过文章。蒋经国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俄国档案中的留学生蒋经国》一文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学生名册上写着“妮芝达诺娃是伊利扎洛夫之妻”,显示当时蒋经国已经在苏结婚。

  妮芝达诺娃的中文名为冯弗能,是冯玉祥的女儿,也是赴苏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换言之,蒋经国与冯弗能早即熟识,于异乡由同学转为恋人、夫妻,不令人意外。不过随着中苏政治形势变化,蒋经国的留苏生涯出现极大改变。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彻底改变联共路线的分水岭,也成为蒋经国命运的转折点。虽然斯大林多次表示对蒋介石与北伐军的支持,但爆发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质疑“”倾人士是否威胁他的党内权位,甚至取而代之。包括蒋介石好友戴季陶在内的国民党右派,更早在北伐开始之前就批评中共势力日益茁壮,“党中有党”,必须尽早铲除。蒋介石逐走汪精卫后,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倾势力已成为国民党中央主流,但在蒋介石顺利率军北伐并控制长江流域,主导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也迫在眉睫。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借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否决蒋介石关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办公的要求,之后更陆续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将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的冲突正式台面化。“左派”排蒋立刻引发蒋介石反弹,表明不接受决议;加上蒋介石率部队进入上海后,发觉中共与工会势力大幅扩张,与上海江浙财阀、青帮势力同感戒慎恐惧,双方迅速达成反对上海“赤化”的默契。国民党右派大佬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更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订立“清党原则”及筹组“清党委员会”,党内分裂一触即发。4月9日,蒋介石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岐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

  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也就是著名的“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政策。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在外国势力与青帮头目杜月笙支持下,由中共组织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受到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攻击,蒋介石则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借口“工人内讧”,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造成300余人伤亡。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十万余人请愿,遭周凤岐部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

  冲突形势蔓延,国民党部队紧接着开始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并将首要人员当场杀害。三日内共计300余人死亡,500余人被捕,5000多人踪。在北京的李大钊等人亦被张作霖派员冲入苏联大使馆径行逮捕,以密谋推翻北洋军阀为由,执行绞刑。事变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发动讨蒋,包括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并将蒋介石开除党籍。蒋介石则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也就是“宁汉分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真理报》点名批判“蒋介石已经叛变,他带领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并重组了右翼国民党核心,与帝国主义勾结到一起反对中国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立刻发起声讨。蒋经国在群情激愤时站出来声讨他的父亲,高喊“打倒蒋介石”,并在莫斯科《时代周刊》一篇公开声明中指称,“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甚至还说“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现在却是我的敌人。

  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蒋经国的积极作风获得斯大林赞赏,但更紧张的政治斗争形势却在苏联内部发生。斯大林开始对托派进行严厉镇压,并把托洛茨基赶出中央政治局,导致亲托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卷入学潮中。校方曾邀请斯大林到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也是蒋经国首次看到斯大林。由于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及托洛茨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的,因此蒋经国在压力与惶惑中,公开声明与托派并无关系。由于蒋介石要求所有国民党籍留苏学生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8月5日有200多名中国学生获得苏联批准回中国,但是蒋经国并未通过申请,而是被同意提早毕业,并进入莫斯科一所军校接受训练。他的第一任妻子冯弗能则和她的哥哥冯洪国在1928年5月回国,据说蒋经国曾向苏方提出一份公开的自白声明,证明蒋冯两人已然结束短暂婚姻。此后蒋经国与蒋方良结婚,未对外公开提及与冯的这段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