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庙多，烧香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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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格司成重灾区，审批权腐败被舆论热议

据媒体报道，曾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近来已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继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之后，9月27日晚，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不久的刘振秋，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舆论热议，一个不过四五十人的司局级单位，几乎到了领导层全军覆没的地步，腐败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

媒体分析，价格司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让人唏嘘，却并非偶然。尽管涉事官员落马的具体事由尚未公布，但一个可以认定的路径是，他们的涉腐多处在以价格审批为圆心的权力半径内。网络上也因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行政审批权腐败的大讨论，价格审批、包括各类行政项目审批过程权力招租等长期被诟病的现象被网友再度吐槽。

二、民间吐槽“审批难，难于上青天”

网络上，有人用“审批难，难于上青天”，来比喻审批过程的繁琐复杂，以及到处充斥着的钱权交易潜规则。2013年两会期间，一些代表指出一些政府部分审批权转由某些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承接，导致“二政府”横行，成为延伸腐败的“毒瘤”。广东省深圳市委曾在通报本市腐败案件时，指出90％以上腐败涉及审批权。梳理媒体报道过的许多腐败案例，也折射出审批权之殇。

媒体报道的贪官涉审批权腐败案例

三、审批权过大过集中，“想不腐都难”

目前，各行业都有不同的项目需要行政审批，而各审批环节在政府各个系统中大量被设置。那些手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如同拥有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想不腐都难”。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行政审批中存在着三大突出问题，并表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非常严重。

＝＝行政审批中存在的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 　《新京报》发表文章分析集中式的价格审批，认为它从根子上说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它屏蔽了本来可以由市场产生的价格竞争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就给某些官员利益染指的机会，给了一些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勾搭成奸”的机会。

体制原因导致审批腐败 　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认为，体制原因容易导致审批腐败，“权力太集中，审批权和监督权没有分开”。他指出，行政审批体制机制不健全，欠缺对审批权力的制衡机制，造成了权力的集中垄断。《南方日报》也表示，是体制原因造成了行政审批权力过大过于集中。

权力无法得到监管 　强国论坛网友“青山绿水”说，中国不论什么部门，政府机关都是一把手掌握经济审批权太大，无人管，下面部门都看一把手行事。权力无法得到监管，就会被滥用。

四、用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的“加法”

一些学者指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必经之路。当权力对经济的支配作用不再那么强大的时候，权力在社会经济中的魔力自然也会减退。用李总理的话来说，就是“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改革审批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成思危认为，中国是审批项目最多的国家，一些部门腐败事件频出，有个人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一定要大力的改革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审批为核准或者备案。

●有监督和问责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建议，行政审批事项的增加或取消都应经过人大审议，并形成法律法规，减少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以便于人大和社会监督问责，防止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换个“马甲”继续存在。

●推行权力运行公开化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行政审批和行政垄断是腐败主因，所以关键在放权，全面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五、舆情点评

行政审批一度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主要手段，对于保障、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行政审批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腐败大量滋生。日前，多名价格司官员落马，包括之前交通、国土、石油等系统多起“群蛀”现象，已揭示出行政审权制度的积弊重重。

腾迅网友＠邱亦佳微博说“有审批权就有腐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如果取消政府审批，中国的GDP会增加30％，政府腐败会减少50％。行政审批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来自国内外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过去十多年间，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我国行政审批改革一直在不断提速，迄今已推行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然而，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行政审批权的背后潜伏着大大小小的不同利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好比汪玉凯教授所说的，政府是在“拿刀割自己身上的肉”，而且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也越大。

今年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2014年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此有着清醒认识。舆论也认为，只要高层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毅力，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行政审批法制化，就能从源头上达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