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张之洞暗藏心结：宴请席间对方竟呼呼大睡

　　张之洞为上京城路过保定，拜会袁世凯。袁率领将领官员数以百计，大摆筵宴，隆重招待张之洞，袁本人也是恭恭敬敬执礼。但就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倚案垂首，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习惯于夜间理事，昼间午后睡眠，因此精力无法支撑。但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故作倨傲，怠慢自己，十分不满。直到数月之后，袁与幕僚忆及此事，犹恨恨不已。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1年第11期，原题为“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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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事变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世称袁“不学有术”，张“有学无术”，岑“不学无术”。三人又并称“三屠”，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则称“屠官”。袁世凯与岑春煊属于水火不能相容的政治死敌，曾因彼此倾轧酿造了一大政治风潮，史称“丁未政潮”，为人们所熟知。而袁世凯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则少有人谈及。

　　欲明白袁世凯与张之洞的关系，须对晚清时期的清流、浊流两股政治势力有所认识。同治、光绪年间，政坛以品性不同被划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号称清流的“青牛角”。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弊端是往往不免贪诈，其中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著实绩，而清流常常攻击的目标。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经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李言下所指即张之洞。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袁世凯是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后起之秀，受李影响甚深。袁做事干练明达，但不免权诈，用人重视实际才干，而不喜文人书生，曾谓：“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另觅门路，多方钻营，希望能得到编练新军的机会。张之洞这时也帮了他一把，保荐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机会，奠定了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但到庚子事变，袁世凯对张之洞另生意见。当时慈禧与光绪奔逃西安，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局混乱几有亡国之势。其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与下属曹倜品评平乱人才。曹认为李鸿章、刘坤一可以胜任，并言：“李刘而外，惟宫保一人耳。”袁谓：“作搭截题，必有过渡文字。李刘两公为中兴勋旧，予乃新近一人，安能直接而下，必须有过渡文字者，方可贯彻全文。子再思之。”曹稍作停顿，推举张之洞，并言其才大而力果，由京堂擢升督抚，迭膺艰巨，罔不措置裕如，思可作过渡之一人。袁笑而不言。之后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与张之洞产生分歧，方对曹曰：“子犹记前谭论平乱人才乎？毓贤愚昧，以拳匪为义民，揄扬当道，拳匪遂充塞于王公大臣之门，仇鼓之声遍于都下，六国联军深入，卒致两宫不安，仓皇出走。端王、刚毅、赵书翘等，糊涂昏聩，腾笑全球。在使臣受外人刺激，觉悟自在意中；而疆臣中竟无一人识时务者，岂不为外人所讥？予遂通电全国，约会联名参奏，乃不赞成者半，不覆电者又半，只有刘制军即日回电，请主稿会衔。次日李傅相电称：刚、赵等出为督抚，入为枢臣，何以不明事理，一意盲从。至端王足不出户庭，素无经验。折内当严参满汉大臣，带参端王。如同意，请主稿会衔。予即按照电文拟稿以待。予十五岁时，曾由先大夫带领，以世晚之礼见张南皮一次，素佩其才识过人，故复去电促之。迨回电，有‘参端王如大阿哥何’一语，迂哉迂哉！予复电谓：‘事果决裂，国亡且不免，遑顾其他？’南皮乃回电允为列衔。盖参折列名仅四人耳，与子言正相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