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失踪”的民国法律人：民国时代的法治社会

　　晚清、民国是国家和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然而一些身处其中的法律人遭遇了“被失踪”的宿命。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用了10年时间，搜集研究了章宗祥、董康、汪荣宝、瞿同祖、徐道隣、潘汉典等10位被人们遗忘了的清末民初法律人，在其于近日出版的《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记录了他们人生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们曾经被轻易否定和忽略，如今被视为当代中国的法治续根，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晚清、民国以来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领域内“被失踪者”命运的关注。

　　大变局当中的“失踪者”

　　《华夏时报》：为什么将研究的时间点选择在晚清、民国时期，并且找到了社会动荡和转型中的10位个体？

　　陈新宇：近代以来，李鸿章形容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其实同样也适用于晚清、民国的法律史， 1902年以来的法律改革是中华法系的逐步解体，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制与法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与国家、社会发生各种互动的过程，所以就有了不同法系之间、法律跟社会之间的各种化学反应。

　　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六法全书，也就是《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陆续完成，标志着近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建立，但1949年以后在大陆被废除。

　　随后很长时间，晚清、民国法制历史的成绩被轻易地否定，经验被过于简单地忽视，时代中的法律人也多遭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在书里，我用了纳兰性德的一句话“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

　　所谓的大时代与小人物，人的身上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同时每个人又是独一无二的研究个体，有着他自身的个性与人生的轨迹，甚至反过头来会拨弄、影响这个时代。

　　近代法作为一个舶来品，古今中西的问题在这个时间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通过对近代法律人群体的观察与研究，可以发现这段精彩纷呈的法律史的规律与人心，可以移情地理解这段法律史。这是我研究法律人的原因。

　　《华夏时报》：那些法律人为什么会成为“失踪者”？比如其中的章宗祥是五四运动中被要求严惩的“卖国贼”，并没有从历史上失踪。

　　陈新宇：一个是历史定位的问题。历史定位意味着某些法律人是被标签化的一种人，比如说章宗祥，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在大家心目中他更多是一个卖国贼的形象，可能忽视了他当时是在重要的法律机构长期任职，而且参与了众多法律的制定。

　　另外就是时代因素。因为时代的变迁之下，可能以往很多的法律人，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失踪”其实是一种隐喻，意味着其作为法律人的身份与经历不为国家、社会、同行甚至家人所熟悉。比如沈家本，现在法学院的同学觉得沈家本是一个常识性的人物，但是上世纪刚刚恢复法学教育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沈家本是谁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现在至少在法学圈里，甚至可以说法学圈之外，沈家本基本上是一个常识性的人物了。

　　所谓失踪，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因为时代的特殊因素，即便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他们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存在，但作为法律人的经历就未必了解得清楚，未必了解得深刻。

　　比如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徐道隣先生。一个很特别的机缘，我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他的女儿——艺术史专家徐小虎老师。当时我把自己研究徐道隣先生的两篇文章发给她，她看完以后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作为一个“法律人”有这样特别的履历。

　　再比如说像燕树棠先生的哲嗣，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因素——法律在当时是被批判或打倒的对象，所以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燕树棠作为法学家的履历。今天他们重新来做这个研究，我特别佩服他们愿意去从事这样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也谢谢他们对我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所以为什么叫失踪者，失踪其实是一个隐喻，更寄寓着使其变为常识的期待。

　　时政造就的特殊宿命

　　《华夏时报》：有学者尖锐地提出晚清、民国时期法律改革的功利主义基调，即依靠法律来建国而非治国，你对此如何看？

　　陈新宇：我个人觉得近代以来的法律移植，其实承担了一个三重的使命。按照梁启超说的，中国近代向西方的学习，包含了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器物的学习，后来觉得不行了，反思，进入制度学习的阶段，然后觉得还是有问题，再进入文化学习的阶段。

　　我当年在读《杨绛选集》第2卷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做《回忆我的父亲》，印象非常深刻。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是当时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先后在日本、美国学过法律，回国后当过律师、法官、检察官，是清末法政杂志《译书汇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回忆我的父亲》里其实就谈到了尽管是在法律不被重视的时代宿命下，法律人仍然努力去实现其法律抱负的过程。比如当时杨荫杭先生在任地方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就坚持要对一个地方恶霸判处死刑。当时的督军和省长加以干预，但是他坚持判处死刑，跟地方闹得很不愉快。

　　后来地方上的督军就跑到京城来向袁世凯告御状，杨先生被调到北京当检察官。而后因为当时的交通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杨先生作为检察官把他扣了一夜。杨绛在书中回忆说，那天晚上，家里的电话响了一夜。可以想象得出，有多少人打电话来求情。因此事杨荫杭先生受到处分，就辞职回去当律师了。

　　另外1913年的宋教仁案是法律史上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件，因为当时有两种解决的可能性：一种是通过法律渠道去解决。在上海的地方审判庭，当时的检察长已经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跟当时的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涉嫌杀害宋教仁）发了传票，可以想象出那个时候法律人的操守。很可惜这个案件最终没有通过法律的程序解决。

　　杨荫杭先生的故事和宋教仁案告诉我们，尽管在那个时代，也许有某种特殊的宿命，但法律人还是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反应。

　　《华夏时报》：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到底超越了民国没有，类似的争论也同样存在于法律学领域吧？

　　陈新宇：法学可能有它的特殊性，我认为从最高的标准来说，下结论还需要谨慎一些。比如像何炳棣先生说的，20世纪的中国人博士论文一出，能够被誉为世界名著的只有两部，一部是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这是萧公权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另外一部就是陈体强的《有关国际法上的承认》。这两篇论文，一出来就被著名的出版公司看中出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红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密特对萧公权的论文的引用。何炳棣对陈体强先生的书评价更高，甚至认为是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奇迹，可以跟王宠惠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被英文世界称为典范一样，作为一个奇迹来看。所以我觉得从论文质量的角度来看那时已经有非常大的成就，曾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还有一例，徐道隣先生去世后，美国的汉学界出版了一本中国法律史论集，说“谨以此书献给徐道隣，他以三种语言写作，促进了我们对一个伟大传统的理解”。美国人只是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史学家，其实还不知道他在宪法方面同样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在那个时代还是出现了一批很高水平的学者。

　　我觉得尽管在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法律人也许不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无愧于那个时代，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戴逸先生曾批判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科学，他说法学幼稚、经济学混乱、史学危机和哲学贫困。但是这些学科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好像只有法学领域对这个问题最为敏感。

　　季卫东老师曾经说过，前面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学家的时代，接下来的30年是法学家的时代，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