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心理极化

　　文 _ 王道勇

　　当前，我国主流的社会心态是积极、向上的，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在各社会群体中间也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存在一些较为极端的社会情绪，而且这些社会情绪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让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产生心理隔离，因此亟须未雨绸缪，予以关注和积极应对。

　　警惕仇富心理的无限泛化

　　最近十几年来，在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中间存在着“仇富”心理。一般而言，“仇富”心理是指部分社会成员对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怀疑、迁怒、嫉妒、蔑视、不屑、愤懑、仇恨等复杂的心理状态。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民众在心理上极为排斥“为富不仁”现象，但作为一种极化的社会心理，“仇富”这一概念却是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中形成的，这是因为在信息世界里，网民既可通过博客、播客、微信等自媒体方式发布各种信息，也可通过发帖、跟帖、顶贴等方式表明其社会态度，无数观点和共识能够快速汇聚，从而使“仇富”心理迅速蔓延。对现有的文献进行追溯可以发现，2002—2003年，“苏秀宝马撞人案”经网络充分发酵后，与当时高官韩桂芝联系在一起，“仇富”一词出现并开始流行，而且与“仇贪”心理在互联网上恶性互动。此后几年间，“欺实马事件”“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李天一轮奸案”等仇富型网络群体性事件都吸引了百万次以上的点击率，引致“仇富”心理集中爆发。

　　应当指出的是，“仇富”这种极化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必然性，但是这种仇富心理不能无限泛化。当前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仇富心理无限泛化的倾向，应当引起警惕。譬如，出现了对象泛化，一些社会成员对一切富有者都怀有愤慨态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群体普遍具有原罪，富人普遍为富不仁，不懂得感恩，不愿意回报社会。再如，出现了行为泛化。一些社会成员开始用各种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向富者表达愤怒情绪。譬如，在“吉林通钢事件”中，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的职工因不满公司股权调整，在工厂大门内将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打死，但众多网民却赞扬说“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甚至宣称“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大不了的”。又如，出现了主体泛化，由于任何同情弱势群体的思想、言论与行为都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并有可能将同情者幻化为道德的守护者，因此，在社会中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人人都争相认领“弱势群体”这个标签，现在自认是弱势群体的除了上访者、农民工等传统弱势群体外，一些教师、医生、狱警、法官等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

　　可以预见，这种仇富心理一旦被无限泛化，其后果将很严重。一方面，它会让真正的弱势群体被虚化，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声音被无数的虚假呼声所淹没;另一方面，仇富心理蔓延也会使改革的成果被虚化。如果进一步异常演化，一旦“仇富”心理泛滥超出了政府和社会控制和调节的能力，就可能使整个社会走向彻底的民粹主义，甚至会出现“多数的暴政”。

　　警惕“屌丝”心理的去主流化

　　近年来，“屌丝”一词开始在互联网上兴起，经过数年的网络讨论和沉淀，目前已经成为一些社会成员尤其是经济收入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成员所信奉的一种极化的社会心理。从现有文献追溯，“屌丝”一词最早出现于2012年10月，本是一部分网民对百度“李毅吧”吧友的一种讽刺性称谓，但此后从社交网站到传统媒体，众多网民以“屌丝”自居。最初，“屌丝”多指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不顺、不被社会认同的“男青年”，基本形象是没钱、没背景、没前途的“矮穷矬”，爱网游、爱贴吧、爱“女神”，爱幻想但却缺乏行动力。但随着这一称谓的流行，那些收入中等、独立奋斗但是经济实力仍然欠缺的年轻白领也将自己归为“屌丝”一族。

　　之所以说“屌丝”心理是一种极化的社会心理，主要是因为有屌丝心理的社会成员生活处境相对较好，本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但却有自我去主流化的倾向。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从社会认同角度来看，这些社会中层群体的自身主观评价低于其客观实际地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最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一直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普遍偏低的情况，调查表明，2011年中国有44%的人口认为是社会中层，而印度有57.4%的人、巴西有57.5%的人自认为是社会的中层。据国家互联网络发展中心的统计，至2015年6月底，在中国13.7亿人口中只有6.7亿人口能够上网，还有7亿无法上网，可以估计，在中国，能够上网的这近一半中国人的生活一般应当比至今还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的另一半中国人的生活要优越一些，但很多网民却自认为是可怜的屌丝。譬如，互联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2014年男女“屌丝”标准像：如果一个男性网民身上现金不超过1000元，穿真维斯和361品牌的衣服，抽20元以下的香烟，年终奖不超过1万等，就是典型的“男屌丝”;而如果一个女网民从来不穿比基尼、最近五个月一直在减肥、从来不穿5厘米以上的高跟鞋等，就是典型的“女屌丝”。但从这些条件来看，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是典型的职业白领和生活条件较好的蓝领，大多是典型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其二，从价值观角度来看，这些社会中层群体自毁“三观”，有明显的解构主义倾向。各种所谓的“屌丝”都耻笑所谓的“高、大、上”的事物，只愿意谈自我、现实、生活琐事、自我解构等。近期国产电影中，《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捉妖记》等之所以票房大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电影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歌曲来看，都是为中产阶层量身定制的。如果按照陆学艺先生的研究结果，现在中国有4亿左右的人口是中产阶层，这4亿人消费实力强大，这些电影在该群体中间自然会引起强烈共鸣。从电影题材和内容来看，我们只能看到搞笑、轻松、解构与自我解嘲，却看不到宏大的国家、民族、正义、公正等基本价值的表达和传递，这种商业电影媚俗的取向从另一个侧向折射出中等收入群体中有去主流化的倾向，这一点也值得警惕。

　　可以说，任由“屌丝”心理日益走向去主流化，对整个社会都很不利。因为这种客观地位明显高于主观评价的心理倾向，可能会使很多社会成员感到不确定、不安全，使自身的相对剥夺感显得过于夸张，从而使其无法对改革、对自我、对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客观评价。同时，这种物质主义的取向过度夸张和极端化，让这些社会成员无法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因为这个群体可能在经济上已经实现了中产化，但在思想上却开始出现了虚无化。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增强老百姓对改革的“获得感”，笔者理解，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获得”，即未来的改革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让人民共享;二是“感”，即在社会心理层面让人民感觉自己获得的确实不少，而后一点则需要社会心理的调适，做起来可能要更难一些。　　警惕精英心理的寒蝉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获得改革收益较多的社会成员中间开始出现一种“精英”心理。按照社会学的通行划分方法，精英可以划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不同类型。以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精英一直都具有精英意识，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与以私营企业主和金领为代表的新兴精英之间的群体认同感较弱。而在21世纪初，借助互联网经济兴起的企业主和金领阶层等与传统精英之间的相互认同感在与日俱增。

　　他们不仅具有共同的居住方式、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而且可以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心理定势。由于这些社会成员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多、纳税贡献多、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高等，于是在内部就会形成一种我们都是精英的心理，不同群体的精英感开始联动并日益外显。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社会经济地

　　位较高的精英也会具有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的精英”心理会使这些社会成员退缩，甚至出现寒蝉化的倾向。譬如，有些精英会感觉经济不安全，因为改革推进太快，未来很多改革是存量改革，这可能需要自身进行利益让渡，而且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投入—产出的风险太大;还有些精英会感到生活不安全，如部分地区环境污染太严重，自身无法享受生活，等等。于是，一些精英群体的思想与行为都开始出现寒蝉化倾向。

　　一旦精英心理出现寒蝉化倾向，整个社会的心

　　理隔离就开始成形。社会阶层心理隔离的危害非常巨大。从群体角度来讲，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协商、妥协、合作和共赢共生。譬如，严重异化的“仇富”心理会加深并引导相对弱势的社会成员采取极端化的行为;同理，“屌丝”心理会让处于中间地位的社会成员丧失斗志和希望，使其无所作为、愤世嫉俗;“不安全的精英”心理则会让社会精英以极度保守的倾向来维护自身利益。可以说，长此以往，如果找不到化解这些极化社会心理的对策，整个现实社会就有可能裂化，利益之争将频发，阶层固化和阶层对立等我们不愿看到的社会现象也将有可能成为现实。

　　社会合作因应极化社会心理

　　为了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让整个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就必须对极化的社会心理进行积极干预、引导甚至是消弭。为此，在社会建设过程中，亟须从宏观的社会心理层面倡导形成让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合作局面。

　　一般而言，熟人社会天然地具有自治特征，不需要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但陌生人社会却一定要求外部权威和规范的在场。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指出：“如果对立各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护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就必然会毁灭”。未来，在思想层面，各社会群体都要树立起社会合作意识，需要意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还没有完成的前提下，那种只谈自我价值、个体利益而让集体利益、整体利益碎片化，甚至是完全虚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对个体主义、对个体人社会的误读，所有社会成员都要意识到，即使是完全为实现个体利益考虑，也必须积极参与和建构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

　　作为精英的社会群体是传统的强势群体，理应在社会合作方面率先行动。在既往的改革过程中，社会精英是利益的获得者，面对未来的存量改革可能会出现一种保守倾向，但是这种保守倾向并不意味着精英就是存量改革的对象，那样必将使社会内部分裂，并且使未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和合力。因此，在社会舆论引导方面，未来应当鼓励甚至是动员精英群体参与存量改革，促使其成为存量改革的推进者。同时，精英群体也要意识到存量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伤及自身的部分利益，但却是有利于自身，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精英群体还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应当主动配合政府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甚至主动进行利益的部分让渡，以瓦解利益固化的不利格局。过去几年的改革过程中，700多万公务员成为改革的对象，无论是中央的反腐败行动、简政放权还是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都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坚决拥护和全力落实，已经给其他社会精英树立了样本。

　　未来，中等收入群体队伍不断壮大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最大特征，为此要以社会政策体系建设推进中等收入者融入主流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会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基础。但是从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结果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所发挥的功能有过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一种可以称作“温和的中产阶层”，即成为社会阶级阶层中的缓冲力量，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起到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种可以称作“愤怒的中产阶层”，即受到经济打击和政治刺激后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对抗的倾向。未来的存量改革时期也正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迅速扩大的时期，因此必须对成长中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积极的引导，注意培养积极向上、认同主流价值观、积极参与以及理性表达的意识。为此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在充分就业基础上重点考虑和谐就业与体面就业;在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等方面致力于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更大发展空间;要充分吸纳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主流阶层，完善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和人民民主。

　　此外，要让弱势群体在永不绝望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意识。一方面，未来亟须引导舆论，树立起“有条件地同情弱者”的意识，即要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哪些弱势群体真正需要得到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未来也要引导弱势群体形成一种利益妥协意识：弱势群体应意识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任何利益诉求的满足都只是相对的满足而非绝对的满足，弱势群体自身应当依法行事，要有与强势群体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合作、让步和妥协的心理准备;弱势群体还要树立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命运的意识，要让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唯有如此，弱势群体才会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尊重，不同群体间才会真正愿意平等地进行协商合作，从而让互利共赢与和谐共生成为社会中最主流的社会心态。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