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瑞金农民谢益清：

第一次分到田地

我今年85岁，是江西瑞金市叶坪村的农民。1948年结婚时，家里还是租地主家的田地。一家五口人，种了三亩地。那时生产条件落后，田里庄稼收成很不理想，但狠心的地主根本不管农民死活，地租一点都不肯少。

三亩稻田一年才收1500斤，交给地主就要1200斤，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没米下锅，就向地主借谷子，借两担就要还三担，所以都是还不清的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我们这些没地的农民耕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地，那种开心真是说不出。

那时候政府还组织成立土改工作队，负责分地的事。我们叶坪村分了三个队，我是民兵分队长，被抽调到工作队。当时场面非常壮观，田里到处是人，量地的、围观的，大家都热情高涨。确定自己的土地之后，大家都在田里插上红旗庆祝，一时处处红旗飘飘。

现在日子更好了，利用紧邻城区的优势，村里发展大棚蔬菜，每亩收入五六万元。农民的日子呀，越过越红火。

（吴齐强 姜建明整理）

上海退休教师冷伟：

第一次看上电视

上世纪70年代，我20出头，住在上海虹口区海运局住宿区。院子里有不少外轮公司的船长、大副，从国外带电视机回来，很小的9英寸黑白电视。天热的时候，邻居们把电视机摆在露天弄堂里，大家拿条小凳一起看。这是我第一回看上电视。

看什么节目不记得了，就记得一开始我们都把电视叫“小电影”。那时候频道少，画面动不动就布满雪花点，天线经常要转来转去烦得很，可大家还是喜欢看。

我家买电视机也蛮早的，父亲买来了12英寸黑白的，可算是家里比较大的财产。到我1980年成家，又买了台21英寸彩电。原来黑白的舍不得丢掉，两个房间各摆一台。

我结婚的时候，工资只有60元，那时候一台电视机要几百元。我儿子结婚，买了70英寸大彩电，我说你买这么大做什么，他说正好。

这些年的生活越来越好，都是看得见的变化。

（本报记者 曹玲娟整理）

成都回迁居民翁雪梅：

第一次住上楼房

我住的慈惠堂街居民点以前都是平房，几家人合用一个院子，用水和上厕所都得排队。我家的房子只有18平方米，3代人挤在里面，床挨着床，连下脚地都没有，别提多憋屈了。

1991年，因为旧城改造拆迁安置，我们家搬进了现在的楼房。

搬进楼房，住得宽敞了。新房67平方米，一套两个房间做卧室，还有一个做客厅。女儿那时只有八九岁，看到有自己的房间了，她乐得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从这屋窜到那屋。

原来的平房是我爱人家的，房产证就是一张纸，搬进楼房后很快换成了红本本。补交10多万元余款后，我家领到了房产证。拿证时，我像搂着宝贝似的搂在怀里。晚上，一家人传看房产证，那种幸福感没法形容，满足得很。

（本报记者 王明峰整理）

西吉农民李世红：

第一次看病报销

前年下半年，我的女儿老是头晕、浑身没劲儿，拖了一段时间病情更严重了，就带着她去省城看病。诊断是先天性铜代谢障碍性疾病，属遗传疾病，医生建议我的儿子也做下检查。没想到，儿子也有这样的病。

俩孩子在安徽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东拼西凑地花了20多万元。我在宁夏西吉县马营村的老家种着10亩地，孩子他爸平时在外打工，一年收入满打满算不到万把块，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

幸运的是，乡里的干部说我们的孩子之前上了医疗保险，可以报销。没想到第一次看病报销，就是救命的钱。县里给报销12万元，县民政局拿走剩下的一些不在报销范围的医院自制中药费用单据，说是酌情按救济帮着解决些。

现在，两个孩子身体状况不错，学习成绩也很好。我常跟他们说：“咱家能渡过难关多亏国家好政策，一定要珍惜！”

（周志忠 朱磊 何永红整理）

深圳网店店主陈昉：

第一次网上开店

2008年，我放弃在老家广东茂名公安局的工作，带着仅有的3000元只身来到深圳闯荡。

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举目无亲。初期只能靠在华强北这个黄金地段摆地摊，用10个月的时间赚到我人生“第一桶金”。在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指点下，我用积攒下来的2.5万元在淘宝网上开了家玩具店，做起了玩具批发生意。

刚开始经营网店时，为节省运输成本，我常常扛着几十公斤的玩具徒步送到物流配送点。在选择进货商时，也是货比三家。工作虽然很累，但总算能维持生计。

但是，淘宝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价格战打得很凶。所以我必须拓展经营思路。现在，我的网店营业额已经基本企稳，每年能挣个十来万。

现在互联网已成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我会继续打拼。

（吕绍刚 黄学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