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译制片：完全是一次艺术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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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梓、邱岳峰共同配音演绎的《简·爱》

　　 封面文章》牛角

　　 总有特例打破常规

　　1月5日那天，微博界面基本被一句话给刷屏了：“当兵的，你不讲信用！”这话出自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女主人公之口，或者说，出自配音演员李梓之口，音犹在耳，那性感、俏皮的腔调至今记忆犹新。人们转发这句话，是为了纪念李梓，这一天，李梓去世了。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去世的时候，世人认为一个属于好莱坞电影的黄金年代结束了。我特想把这话当做李梓去世的一个注脚，可是很遗憾，属于中国译制片的黄金年代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成为人们赖以怀旧的记忆，包括我。李梓去世这天，这些记忆翻涌出来，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的土壤里，生长出了一些思绪，枝枝蔓蔓的全无章法。

　　如今的电影院，原声电影占据了半壁江山，年轻人们更是对配音版电影不屑一顾，为此我这个配音控没少在网上和他们争吵。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电影就应该是原声配字幕，美国院线的外国电影都是这么处理的。只有原汁原味，才能够完整地诠释出一部电影的全部内涵。画家陈丹青说：“好的翻译仍然可以是好的语言，二者都是文学；配音再好，却仍是语音的替代品。配音，为传播计，是属上策，论艺术，毕竟下策。”一般而论，陈丹青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总有特例打破一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们，生生地把配音演绎成了一门艺术。编剧史航说：“我们要以欣赏唐诗、宋词的心态，去欣赏上译厂80年代的译制片。那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史航说话的风格比较夸张，追求戏剧感，不过这一次我听着挺客观的。

　　 译制片配音成了神奇的艺术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有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我没看过《简·爱》这本书，我也不知道这段台词是不是书中的原话，但这段话在李梓的演绎下似乎超越了原著本身，成为一代女文青的爱情圭臬，其影响力不亚于舒婷的《致橡树》。《简·爱》是一部名著，但也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名著，中国人对这本书的感情很难说不是受了这部电影的影响，而我们对这部电影的感情肯定是受了配音的影响。邱岳峰和李梓为我们奉献了可能是中国配音史上的巅峰之作。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追捕》里医生唐塔的配音来自邱岳峰，当然邱岳峰最杰出的配音还是来自《简·爱》里的罗切斯特。当陈丹青得出配音是艺术的下策这个结论之后，他笔锋一转说：邱岳峰是一个伟大的例外。陈丹青这样评价邱岳峰：他是外国人。别的天才配音演员感动我们，但我们不会错当他们是外国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罗切斯特还罗切斯特，比卓别林还卓别林，当我后来在美国看了《简·爱》和《凡尔杜先生》，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我无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台词里发生“重听”。他，一个上海居民，一个在电影译制厂上班的中国人，直到我在纽约重听邱岳峰这才“恍然大悟”：他没有说过一句“外国话”，他以再标准不过的“国语”为我们塑造了整个“西方”。

　　说起配音演员对一部电影的再创造，就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我们产生极大影响的电影，在它们的祖国却表现平平。乔治·斯科特主演的《简·爱》固然不是这部小说最佳的电影改编版本，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追捕》在日本也根本就是平庸之作。当崔永元为制作《电影传奇》去日本采访时，高仓健以及“横路敬二”的扮演者田中邦卫根本不愿意为《追捕》这部电影接受采访，在他们看来，这电影实在不值得评价。

　　这种奇特的现象让我想起了去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寻找小糖人》。“小糖人”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一首歌曲的名字，作者罗德里格斯是个郁郁不得志的摇滚歌手，实际上他只发行了两张专辑就被乐坛淘汰了，以后的日子他是以房屋修理工的身份生活的。然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作品漂洋过海去到了深陷种族隔离泥沼的南非，作品中所描述的自由的、丰富多彩的情感，给南非人以巨大的心灵慰藉。对南非人而言，罗德里格斯的地位就相当于鲍勃·迪伦之于美国人，崔健之于中国人。这是个让人听着热泪盈眶的奇迹，也让美国音乐界无比尴尬。罗德里格斯的音乐本身所具有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遭遇完全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典范。

　　而《追捕》带给崔永元（代表国人）的尴尬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当年的观众对待《追捕》的心境与南非人民颇为相似，它带给观众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震撼不是来自电影技术，而是来自文明落差。现代化的都市，冷峻的杜秋，热情奔放的真由美，这在当年完全是“毁三观”的节奏啊，起码中国妇女冷酷无情地把奶油小生唐国强们给抛弃了。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走过来，人们的精神食粮太匮乏了，匮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不少平庸之作在我们这里成为经典。不过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得说我们和日本观众看到的不完全是一部电影，平庸的绝非是《追捕》的中国版本。对于这些良莠不齐的外国电影而言，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一个媒介和桥梁，他们完全是一次艺术的再创作，甚至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也正因为如此，上译厂的配音可以完全和电影剥离开来，以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存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声音艺术。

　　 走向归途的弱者

　　于是我特别想弄清楚一件事，就是这门艺术怎么就变得不同了呢？甚至被热爱者上升到了唐诗、宋词的高度，这绝不是这门艺术本身的力量使然，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因为李梓去世，触动我翻出一本一直束之高阁的书。书名叫做《峰华毕叙》，来自上译厂四个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邱岳峰、尚华、毕克、陈叙一。前三个是配音演员，陈叙一是上译厂的创办人和厂长。这本书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编撰的纪念合集，里面收集了对这四个人的纪念文章，作者有他们的同事、子女，也有配音爱好者们，爱好者里面还包括陈丹青、崔永元。这本书通篇透着一种忧伤的情绪，读来令人百感交集，其中最令人惋惜的，是邱岳峰。

　　上译厂的人总说：邱岳峰这辈子能遇到陈叙一，是他一生不幸中的大幸。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上译厂的演员们对老厂长陈叙一知遇之恩感激万分，另一层则是邱岳峰一生不幸。邱岳峰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民国驻守中苏边境的武官，他的母亲是个“白俄”。这样的出身，以及他后来为民国政府做事的经历，不难想象他在新中国会有怎样的境遇。新中国成立以后，邱岳峰被人揭发有“历史罪行”，遂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然而也就在不久之后，他成为了第一批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组（上译厂前身）的配音演员。在单位，邱岳峰属于“内控人员”。那个年代的内控人员，通常是归侨、历史不清者、有特务嫌疑者、曾发表不满社会言论者，以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公务员。表面上，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但个人档案里会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这意味着，他们不被组织信任，时刻处于被监控、被提防的状态。邱岳峰就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展开工作的，并且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所有人都承认，在这个领域，他就是大师。然而工作上的成就并没有能够让他的政治生活得到改善。上级一度打算把他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这时候，老厂长陈叙一站了出来：“邱岳峰是个人才，他的历史问题已经定性。留下他工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帮他改造。”

　　我实在不想再讲述他令人心酸的苦难人生了，总而言之，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配音艺术，一个是他坚信他的历史问题终有一天能够说清楚。然而邱岳峰终究没有等到平反的一天。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邱岳峰写道：“记得刚解放时，我只有27岁，很天真，认为这下可好了，一切都将变成新的，我将有可能从事我一直追求的事业———艺术天地。我幼稚地以为，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二十八年的经历……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苍白的、蹒跚的走向归途的弱者。”1980年的时候，邱岳峰一度以为自己迎来了转机，他的同案犯平反了。然而这件事的结果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厂里召开大会，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邱岳峰不在平反之列。邱岳峰无法面对这一切，他选择用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只需要再等一等就迎来了希望，然而他做不到了。

　　 有一种情怀叫颓废

　　了解邱岳峰的命运，我们才能理解配音艺术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身处这样一个环境的人，配音不仅仅是他生活的支柱，更是他精神的支柱，甚至是他逃避现实苦难的港湾。他通过每一个角色之口，倾诉着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宣泄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请去听听《简·爱》里罗切斯特对简的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每一声的语调都不一样，这是经历了怎样的沧桑才能够做到的呀。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的生活能够摧毁人生，却也能够孕育艺术。

　　也只有在这个领域，他才是自由的，他自由地演绎着各种各样的人生，英国绅士、日本医生、意大利小偷、法国无赖……在各色人生中表达着丰富多彩的情绪，狡诈的、轻佻的、沧桑的、深情的……他诠释了一种情怀，一种那个年代不可以有、也早已断绝的情怀———颓废。陈丹青这样描述这种才能：倘若听众各自的内心均曾满蓄难以声张的沮丧、憎恶、心有不甘、尊严折损、恶意的窃喜、疯狂的本能，凡此种种，忽然，都被邱岳峰的语音霍然唤醒，骤然舒解，在潜意识里畅饮那颓废的甘洌。我们以为是被外国电影所感动，其实是在享受颓废的快感。

　　我感觉我弄清楚了这门艺术何以如此不同了，在那个全国只看八出样板戏的年代，上译厂的存在完全是一个异数，就像清朝的广东十三行一样，他们成了这个封闭国家电影艺术沟通世界唯一的窗口，即便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上译厂也一直在开工，在持续不断地配制东西两大阵营的优秀作品，当然其中的大部分只能作为“内参片”存在，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刻画的那样神秘莫测。然而毕竟，一个多姿多彩，拥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世界被引进和保留了下来，像一个听取了所有秘密的树洞，或是没有彻底删除“垃圾”的回收站。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天，你可以想见那种力量对民众干涸心灵的冲击，如同一个褴褛的行者在漆黑狭小的缝隙中艰难前行，突然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这桃花源的搭建者又怎能不被爱戴，被铭记？这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不容亵渎的珍贵记忆，令人不能自已。可是也因为这样，配音艺术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将不可避免，想要延续或重现这种辉煌也将是徒劳的，因为邱岳峰们和他们的译制片，毕竟是个“伟大的例外”啊。

　　 渐行渐远的想念

　　罗兰·巴特说：“每回我看到明知过世的演员的电影，总会感到忧郁，此即摄影的忧郁。当我听到死去歌者的嗓音，也感受到同一的心情。”这便是我此刻的心情，斯人已逝，那种特质的情怀也随着那特定的年代而渐行渐远。我们可以感怀，但却不必哀伤，抛弃有的时候恰恰意味着自由。当人们不再对译制片顶礼膜拜，甚至产生厌恶情绪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需要通过这个载体去获得自由。伴随着特殊年代诞生的人事，也将随着特殊年代的结束而走入历史，便如二战过后，英国人民就不再需要丘吉尔，这是进步的代价。

　　在和“90后”们争吵配音版和原声版孰优孰劣的时候，我不免暗暗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90后”们，的确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然而也因为信息太过丰富，所有的文化都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以至于很少有事物有机会长沉淀于他们心中。这让他们丧失了一项资格———怀旧。从配音年代走过来的人，看原声时不免会产生错觉，这声音是假的吧？记得看原声版《成长的烦恼》，倍感不适应，麦琪怎么能是这样的声音？她应该是张欢老师的声音，她应该和《神探亨特》里的马考尔警官一个声音才对。

　　 李梓

　　1930年12月23日—2014年1月5日，女，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20世纪50年代起，李梓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工作，任配音演员、演员组组长。曾被誉为“上译厂的当家花旦”“永远的叶塞尼亚”。李梓经历了上海电影译制厂最辉煌的时期，在接近半个世纪的配音生涯中，李梓最为人熟知的角色包括《简·爱》中的简、《叶塞尼亚》里的叶塞尼亚等。李梓的配音作品还包括《巴黎圣母院》《音乐之声》《英俊少年》《望乡》等电影。2014年1月5日18时45分，李梓女士在中国上海去世，享年84岁。

　　 邱岳峰 1922年5月10日—1980年3月30日，中国最杰出的配音表演艺术家之一，在30多年的译制片创作生涯中，为约200部外国影片的主要角色配音；例如美国影片《大独裁者》中的理发师和希特勒、《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和英国影片《红菱艳》中的莱蒙托夫等都广为人所熟知；此外他还执导了匈牙利影片《称心如意》和日本电视剧《白衣少女》的译制配音，并在中国影片《林则徐》《傲蕾·一兰》《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中扮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