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伟锋：“官邸制”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探索实行官邸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短短几个字，如同吸铁石般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这个过去曝光率很低的词儿，瞬间成为社会热点。(11月17日《北京晨报》)

　　近日，“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向外界披露了一份上报中央的建议方案，就官邸制进行了详细阐述。以往经常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官邸”二字，也要牵动着中国行政改革的神经。

　　习近平今年年初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个别地方，一些官员在天高皇帝远的现实语境下，很容易造成以权谋房的现象，而腐败官员涉及到房产腐败问题，也令社会震惊。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有房产25套，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名有房产67套，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黄萌有房产84套，而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中，仅涉及到的房产竟然高达374套。

　　所以说推行官邸制，就不得不说房产和权力的那些事儿。遏制权力狂奔是一码事，同时也要杜绝某些不易察觉的“跑冒滴漏”。并非所有领导干部都够匹配到官邸，大多数还是在市场上自行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在房产购买的起跑线似乎和老百姓一样，但是最终的成果却往往带着跑偏的意味。

　　领导的住房总是带着“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去年下半年以来，频发的“房叔”“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而一些地方加紧出台了房屋信息查询规范，严禁以房查人成了最关键的核心词汇。在官员房产被隔绝在公众监督视线之外时，出台“中国特色官邸制”，恐怕也算是过渡时期的应急之举。

　　看了所谓中国特色官邸制的四点建议，大都是在限定官员范围、由国家统一配置，以及建立严格的住房监察制度。这些词汇并不新鲜，甚至有些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感觉。笔者认为，官邸制里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寄希望于“严格的住房监察制度”，这恐怕也是托底官邸制的核心所在。现在官员财产公示等一些途径还没有开放，使得约束官员“隐形福利”成了颇伤脑筋的事情。又要让官员房产远离体制外的监督风暴，又要强调自觉、道德等灵魂作用，看来“官邸制”在中国的路还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