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长征的女战士们

　　□郝环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25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那么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应该不足3000名。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25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中央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其中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都参加了长征。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于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的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过不了关。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李维汉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她们的价值。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今天，她特意穿上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维映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西征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因为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这时的金维映虽然刚过31岁，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战略转移开始，金维映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她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金维映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她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死于战火之中。

　　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先的人生结局与金维映有着惊人的相似。尼姆·威尔士在其《续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先:“刘群先，身体短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喜闪动的睫毛，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这位记者又说:“她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她在工人中深负众望不无关系。不过她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她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

　　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她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她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1928年，她与博古结婚。1930年回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刘群先刚刚流产一个多月，她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走上并走完了远征路程的……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不断将她的身体摧毁，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

　　女性随部队长征，当时中央内部规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共产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红25军、红二、四方面军对参加长征女性的遴选，并不像中央红军那样严格。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的近3000人中，只有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张桂香、曹宗楷7名女性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男女之比约为428:1。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她们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她们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