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广场舞为何跳得“惊心动魄”

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56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其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事发后，此广场再也无人跳舞。（11月6日《北京青年报》）

鸣枪、放藏獒，这种私力救济的丛林法则，显然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跳舞的也不容易，难得找到合适的地点；但周边居民每天在高分贝的“最炫民族风”里肯定受不了，想要捍卫安静权，似乎陷入了绝境。不少城市都因此爆发过“民间战争”：今年4月，成都一小区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广场舞音乐困扰，向跳舞人群扔水弹；10月，武汉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遭楼上业主泼粪……因为跳舞的自由而无视别人休息权益，恐怕就不单单是道德问题那么简单了。

根据2008年国家颁布的《城市区域噪声标准》，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的环境噪音最高限值是“昼间60dB（分贝）、夜间50dB”，超标了，环境执法部门应该出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经警告后不改正的，还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行政执法部门长期缺位，恐怕也是爆发矛盾的肇因。

广场舞跳得如此“惊心动魄”，好像是跳舞的和周边居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背后是公共服务长期缺位、基础规划悖逆民众刚需所致。眼下不少城市在摊大饼的同时，却忽视了居民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新建小区往往有高档会所，却不建一片广场舞的理想之地。加之老人日渐增多，跳舞已经不仅仅是一档娱乐活动，更是与人沟通的生存状态。

“新加坡邻里中心”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城市可以将居民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由邻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公共活动中心。有了这些公共空间，不仅是跳舞，其他文化生活配套服务也会跟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当然，在基础硬件设施还是纸上画饼的时候，基层组织尽力斡旋，双方各让一步，也会海阔天空。（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