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八项规定办婚丧宴长居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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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违反八项规定办婚丧宴长居前三

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内，不仅腐败遭遇“严打”，作风失范也对官员政治前途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与公车私用、公款大吃大喝等明显违规行为不同，带有民俗人情纠葛的婚丧喜庆事宜成了伤脑筋的角力点，而其“案发率”和受处分人数仅次于违反工作纪律、违规使用公车类别，长期稳居于前三位。

统计

半年内违规办宴官员逐月递增

2012年底，旨在整饬政风的八项规定出台，一时间，全国各地迅速开启自我净化模式。其中，从中央到各地，关于领导干部的婚丧嫁娶有关禁令达数百个，“报告制”“限桌令”“限礼金令”“限客令”等做法已到“耳提面命”的地步。

然而，仍不断有官员违规办宴，刷新着公众的认知：8月22日，黑龙江通报哈尔滨市依兰县住建局副局长、供水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李刚违规举办“升学宴”、收受礼金被免职。其看点在于，李刚订5桌“升学宴”被群众举报，被纪委约谈责令取消酒席并做书面检查。三天后，顽固的李刚仍为女儿举办了“升学宴”，只是将宴请数量改为4桌。

让人匪夷所思的并非只是“为何李刚如此顽固”，而是在全国范围内，“顶风作案”的李刚们并不在少数。

据中纪委通报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自2014年2月—7月，被曝出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问题数逐月递增，每月平均增加30例，今年7月查处问题案例已增至277例，共307人受到处分。

除了普通领导干部，也不乏冒着更为严厉的处罚风险违反禁令的纪检干部：3月，山西临汾市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段新红，因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受到撤职处分。而山西省内其他存在类似违规情节的非纪检官员多被给予党纪政纪警告处分。

从中央到各地，关于领导干部的婚丧嫁娶有关禁令达数百个，“报告制”“限桌令”“限礼金令”“限客令”等做法已到“耳提面命”的地步。然而，仍不断有官员违规办宴，刷新着公众的认知。

流程

各地官员办婚丧宴必先报备获批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周或前10天，需按干部管理权限向本级或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如纪委党风室）申报。说明操办事宜、时间、地点、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情况，承诺遵守相关纪律。

让领导干部办一场合情又合规的婚丧喜宴到底难在哪里？

从上至下层层传导不断细化的政令中，或可嗅之一二。

于2013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湖南省《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曾被网民称为史上“最严限宴令”。

酒席人数有上限，宾客身份划范围，宴请之前须审批，违规礼金要收缴。除了婚礼、葬礼外，公务员操办生日、乔迁等喜事，不得宴请包括同事在内的非亲属人员……湖南欲通过这些近乎苛刻的规定，既管住借机敛财等腐败问题，又管住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等作风问题。

事实证明没有“最严”只有“更严”。今年6月湖北省纪委发文明令，除婚事、丧事，禁办一切生日宴、乔迁宴、升学宴、满月宴、出国宴等。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如将婚宴“化整为零”问题，也明令禁止，要求一事一天一地。

同时，中纪委也不断念“紧箍咒”：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坚决整治对中央规定变着法子规避的行为，同时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决不手软。

领会到中央异常坚决的决心后，各地各层级都制定了较严厉的“限宴令”，记者梳理这些“限宴令”，发现一名官员如若想为儿女操办一场婚宴，大概需要走这样的程序：在婚礼前一周或前10天，需按干部管理权限向本级或本单位纪检监察机关（如纪委党风室）申报，说明操办事宜、时间、地点、邀请人数及范围等，承诺遵纪。实际操作中，这种申报一般执行得较细致，如宴请酒店的星级也要说明。

最容易被盯上的当属宴请人数。对此，一些地区明令“限桌”，湖南、石家庄、贵阳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摆酒的桌数，但摆桌上限，各地不同，多限定在20桌左右。湖南还细化要求，干部办红白事，一方办宴禁超200人（20桌），两方合办禁超300人(30桌)。山西吕梁则限定了每桌标准，含烟酒在内禁超1000元。

申报获批后，申请人才可计划宴请宾客，而宾客范围也严格限制。在各地要求“官员婚丧嫁娶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基础上，20余地区还规定禁邀“同事”。新疆阿勒泰规定，同事、同学及好友可到场帮忙，但禁止随礼。湖南、湖北等地还细化了亲属范围：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

会不会查一查宾客是当事官员第几代亲属？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在实际操作中核实这类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只看酒宴规模和人情登记簿。如有干部的工作对象、下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送大额礼金又不登记，又不吃饭，调查难度就很大。如上述人员纯属正常人情往来，礼金非常少，查处又显得不近人情。控制桌数并不能有效防止腐败，但限制了规模，也就降低了影响。“所以这类问题只能严格按规定来，谁碰上谁倒霉。”

督查

婚丧宴是否违规将受到现场督查

规定各种额度的限礼金令，实为便于区别是否违规，但现实中，很多违规收受情况，并不是通过宴请而取得，而是送礼人获知干部有各种事情后，主动送上门，金额很多。

宾朋满座的婚礼当天，考验才正式开始。

在华东某县级市纪检系统工作了十余年的纪检干部苏明（化名）接受本报采访时透露，此类违规事件的线索主要来自于群众举报和舆论曝光，不排除因没有举报而蒙混过关的情况发生。

如果没有“蒙混过关”，那么官员接下来就要谨防宾客的礼金“超标”。对此，多地曾出台“限礼金令”，近10个地区还限定了礼金数额，陕西府谷规定礼金禁超300元；山西吕梁、甘肃陇南规定礼金上限200元；广西河池上限为100元。而四川则“封杀”了礼金，事先上报时须承诺：不收受礼金、礼品。湖南也规定，不准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地方规定各种额度的限礼金令，实为便于区别是否违规”，苏明直言，“但现实中，很多违规收受情况，并不是通过宴请而取得，而是送礼人获知干部有各种事情后，主动送上门，金额很多，这个一般在干部落马后的案件调查程序才会获知。”

而对于礼金存不存在猫腻、宾客范围超不超规、存不存在铺张浪费的实际情况，婚礼当天，还可能面临来自纪委党风室干部的现场督查。按照多地规定，在婚丧喜庆等事宜举办时，需派专人督查，发现违规现象立即制止。

陕西省府谷县纪委还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委办局人员参与监督检查，采取明察暗访、分片包干、落实责任的方式，成立13个监督组。每个监督组确定若干监督员，每个监督员具体负责一个饭店，要求对全县31家大中型餐饮场所办理事宜中、晚督查两次。意在“确保婚丧嫁娶等事宜的一切过程放置在阳光下，使一些见不得人的小把戏无处藏身”。

如此严防死守，必然需要大量纪检工作人员，记者据悉，纪检系统机构改革后，各级纪委一线办案部门比例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主要负责执纪八项规定的党风室人员数量也大幅增加。但相对于其他腐败案件，违规婚丧喜庆事宜的调查流程简单、速度快，少则一周、多则一月就可以完成调查、处理、曝光。

宴请结束后申请人还需在限定时间段内向纪检机关事后报备。上述程序均合规定，喜主没有因此被处分、被免职、礼金没因超规被没收，一场喜事才算皆大欢喜。

特点

经济发达地区借婚丧敛财情况相对少

在实践中发现，经济较发达地区，收入整体较高，敛财的途径也多种多样更加隐蔽，靠婚丧喜庆借机敛财的情况并非主要因素。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披着风俗人情外衣借机收取礼金的问题相对较多。

官方为堵住违规办婚丧喜庆的漏洞，可谓绞尽脑汁。但不听劝阻“顶风作案”大操大办、超范围宴请借机敛财、分批宴请规避督查的官员仍大有人在。比如，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运管所副所长段新安违规要求非亲属参加其子婚宴，被调查时还试图销毁证据终被撤职的案例，就发生在今年5月。

不仅如此，从全国范围内看，截至今年7月31日，全国共查出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51600件，其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共查处2759件；在受到党纪处分的18365人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受到党纪处分的就有1839人，占比超过10%。其“案发率”和受处分人数都仅次于违反工作纪律、违规使用公车类别，长期稳居于第三位。

与之相对，在三令五申的政令之下，违规使用公车情况却有了明显改善，从去年10月的31.73%下降到今年7月的10.65%。同时，公款吃喝、收送节礼等情况也已处于“低位”。

对于较高的案发率，苏明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相对于其他违纪违规行为，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于“昭告天下”，不具有隐蔽性，因此更易被举报也易于取证调查。

多数违规案例的处理结果是要求退还礼金，那么，伺机敛财是否是官员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统计数据显示，各地官员违规大操大办婚丧事宜的数量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如西南各省（云南、四川、贵州）、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属多发区，而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则很少。同时，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案件数量相比西部一些省份明显较低。

“我也曾参加过不少官场朋友的婚宴，看到的问题更多是铺张和浪费，想赚一大笔并不现实。”陆群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官员借机敛财的问题也并没有传言和想象中的严重。但官员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资源较多，使得酒宴规模难以控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苏明也认为，在实践中发现，经济较发达地区，收入整体较高，敛财的途径也多种多样更加隐蔽，靠婚丧喜庆借机敛财的情况并非主要因素。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披着风俗人情外衣借机收取礼金的问题相对较多。“目前，这方面事情主要发生在县乡以下机构，特别是基层干部。”

与苏明的体会一致，案发率最高的行政层级的确为处于政府神经末梢的乡科级。据中纪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的67679人中，乡科级干部为64422人，占比超过95%。

为何乡科级干部案发较高，固然与乡科级干部在干部群体中占比较大有关，也有一种普遍看法是，对“上头”肃清政风的决心领会不到位，心存侥幸，认为以家人婚丧嫁娶为掩护、以“人情往来”为说辞会无人追究；或者主观认为，“天高皇帝远”，即便顶风作案“上头”也不会知道。

此外，还有专家也指出，违规成本较低也可能是“顶风作案”的原因之一。

记者在对于案例的梳理中发现，从对违规官员的处理结果来看，多以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为主，仅对极少数因情节严重的官员撤职处理，有的违规干部还因积极退还礼金认错态度诚恳，被谈话教育做了书面检查而被免予党纪处分。

析因

民风惯例对官员违规有影响

民俗是干部行为的基础，但要保证干部杜绝违规行为需要有制度保障。

即使舆论认为对违规官员的处罚力度偏低，但当下的整治力度也影响其政治前途，如此只为子女办一场婚宴，到底为哪般？

“领导干部仍然存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这更多与整体社会风气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因为社会交往圈子更广，很多时候抹不开面子，不得不办。”苏明称。但他也直言，送礼者所看中的并非“风俗”和“人情”，而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希望“投之以桃”，改日能被“报之以李”。因此，中央要对此类事件杜渐防微，旨在从源头上防腐。

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官员大操大办屡禁不止，有传统文化在发生作用的因素。他表示，在中国，办婚宴、寿宴等各种喜庆事宜是一个习俗，国人视为大事，所以当官员有了权力和经济实力后，都想通过大办来显示自己的体面，光宗耀祖，这是中国文化沉积的结果。同时官场上人情往来也是一个惯例。

按照专家的看法，民风惯例对于官员违规有一定影响。京华时报记者在广东佛山的见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上述说法。

“借婚丧喜庆收红包敛财，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佛山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主任彭德志对此颇有信心，“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借用婚丧嫁娶敛财的情况，佛山未抓到一例违规者。”

究其原因，彭德志断言“这与当地民俗有关”，据介绍，佛山人务实，送红包实际上是礼尚往来，送了还要还回去，干脆就不送了省了这个麻烦。

几位佛山当地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办酒席“别人愿意来就是给面子，我请你吃饭还收钱，没这样的”。

彭德志介绍，起初佛山也有收红包的习俗，但所谓收只是从送来的钱当中收2块、5块，剩下的退还，“这样一来，还要找零，太麻烦，就干脆接过红包折个角返回客人手中，算是心领收过。”

民俗果真会影响案发率？彭德志举反例佐证：“粤港一带过年有项习俗会派利是，讨吉利，这个利是可能不多，就几块钱，不求大小只求意头，但有这样的民风在就会有人借用这个机会，比如老板就派给干部大利是。”

彭德志称，民俗是干部行为的基础，但要保证干部杜绝违规行为需要有制度保障。比如，针对派利是的情况，佛山市纪检部门设廉政账户，处理无法返回的红包，干部可以把不好退的钱存入廉政账户，留下底单，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证据存根。对这些钱，纪检部门会定期打报告并交给市财政局。彭德志也透露，廉政账户户头上目前金额“不少”，但数目不便公布。

难题

情与法之间存自由裁量问题

到了这个位置，你手上有公权力，你就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你的空间自然就会变小，跟明星是一个道理。

在采访中，有基层公务员表示，不随红包有精神、不办婚宴有理由，“整个人轻松啦！”但有人也表示有抵触情绪。

一名佛山乡镇公务员表示，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一些标准不一定合理。“像2500元一桌的标准，在南海一些镇街还好，但在桂城这样的中心区，这一标准内的宴席难找。”

对于一些“抱怨”，佛山市纪委党风廉政室一名纪检监察员表示，确实遇到过一些不被理解的情况，但他仍认为，虽然宴请上报干涉到私人生活，但作为干部，理应接受监督。“到了这个位置，你手上有公权力，你就应当接受群众的监督，你的空间自然就会变小，跟明星是一个道理。”

陆群和同事在工作中，也时常感受到，对于操办婚丧嫁娶事宜的问题，一些干部抵触情绪比较大。其中不排除一些规定“过于死板，不好操作，有悖初衷”。陆群举例称，某领导儿子结婚，制度应该防止的是该领导利用职务影响借机敛财。如果其下属或工作对象、其他特定关系人都没参加，而其儿子和儿媳的亲友特别多，突破了所谓桌数，查处就有阻力，且依据不足。

对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出台八项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但当前有些地方和单位在对八项规定的执行层层加码，不断细化，把不该入微的也强行入微，以致出现执行中的偏差和认识上的误解。

接受采访的多名纪检工作人员均表示，情与法之间如何明察，确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恰恰是一线纪检人员面对的难题。

“我们深知婚丧喜庆都是各家大事，只要当事人不刻意大操大办，没有借机敛财的动机和事实，一般都不会查处。纪检干部也是人，并不想在干部家中碰到婚姻大事时去扫兴，碰到丧事时去增加别人的悲痛。”陆群表示，规范这类行为的目的在于教育干部带头移风易俗，不在于查处。但当事人作为党员干部，应自觉遵守纪律，做好表率，顶风违纪被查也怨不得别人。

建议

加大公开力度接受群众监督

降低婚丧喜庆违规操办的案发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限制公权力入手通盘解决。

“个人认为，婚宴的大操大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民意反弹更多集中在领导干部的特权中。归根到底还是体制问题，回避这个问题而谈没太大意义。”苏明认为，降低婚丧喜庆违规操办的案发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限制公权力入手通盘解决。

一名地方官员的看法与苏明不谋而合，他认为，在官员财产不公开、一些权力腐败隐藏较深、群众对于腐败深恶痛绝的当下，婚丧喜庆这一无法遮掩的事宜，也在一定程度上会被“首当其冲”成为某种民意宣泄口。而政务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群众监督力度大、民意举报较为通畅的地区，官员感觉时刻处于监督之下，对于自身行为就有着相对更严格的规范，心存侥幸顶风作案的情况就可能少，群众疑心举报自然也少。

从佛山来看，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当地官员介绍，“佛山的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一个村的GDP可能就超过别的地方一个县，这样的形势倒逼我们必须对庞大的资产进行严格管控。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受群众监督，最大限度压缩公权谋私空间。”

以最基层的农村事务公开为例，早在4年前，佛山市5个区便开通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对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在此背景下，佛山对于当地政务公开的程度比较开放，群众举报和民意宣泄的途径较畅通，已形成较为有效成熟的举报、问责和通报机制。

佛山当地官员认为，在对于公权力限制的制度保障下，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搞猫腻的可能性减少，对于官员一些个人的正常行为，群众的怀疑也会降到最低，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一点，正是解决婚丧宴屡禁不止的症结所在。

“值得反思的是，群众对官员操办这类事情的反感，也与群众对官员这一群体有不满意的情绪有关。”陆群提出，目前出台的几乎都是对婚丧喜庆不得大操大办的禁止性规定，但光靠禁止性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对于社会来说，要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不良社会风气来一场革命。对国家来说，应出台防止利益冲突的法规，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借婚丧喜庆之机向特定关系人收钱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