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知青忆：不明白为何就我们整天斗来斗去
核心提示： 他说很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而在我们这里却总是：你斗我，我斗你，永无休止。
本文节选自：《一位广州老知青回忆下乡往事》，作者：梁永禧，原载于：大洋网
“东风吹，战鼓擂”。那时报纸天天的讲的是备战，我们梅林村的知青们也参加了基干民兵的军事训练，练习如何打敌机、打坦克和射击项目，参加边防哨所值班，梅林知青们有时也参加在马山山顶通宵的放哨，严防美蒋特务空降。知青们一个个期望世界大战快点爆发，好让我们在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带领下参加世界革命，去解放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当然，也有人心怀叵测地想到战争一打响，所有的城市可能被敌机的炸弹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残墙败瓦，到那时候那些舒舒服服地在城里读书、当工人的同学一定会狼狈不堪，难免不往我们乡下来逃难？而我们正在茂密森林的山村，必要时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心中的愤愤不平总算有了少少的平衡和安慰。我的一位到海南农场插队的表妹寄回来的家信里自豪地说：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后，他们都成了不穿军服的解放军叔叔啦！然而，一位落户在海南岛农场的同学来信，讲他们在海南农场里生活和工作都很艰苦，大部分的知青住的是到处漏雨的茅草屋，台风一来就把屋顶吹跑了，每天的伙食很差，总是吃通菜的多，炒的通菜没油少盐，硬的如同“无缝钢管”。山上的草丛有山蚂蝗，人不小心被它咬了，伤口往往流血不止。信里说，知青们每天就像个四类分子般被连队干部管制，工作是砍茅草、伐木、开荒和除草，天未亮就得去橡胶林里割胶，心里的感受是：“生活，似猪狗般的幸福，前途，似锅底般光明！”
在中秋节、春节，他们都不能与家人团聚。远在海南岛深山老林的知青们在台上摆了一排酒碗，冲着北方给年迈的父母跪叩几个响头。他的信里还打听如何可以逃到香港，我看完信马上就把信烧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在文革是作为反革命串联活动处理，轻则要检讨和被在大会上批斗，重则判刑！后来，听人说他逃到香港，十六年后我见到他，他已经是来往香港和大陆的集装箱司机，日夜操劳。他说很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地方的人们可以安居乐业，而在我们这里却总是：你斗我，我斗你，永无休止。其实，那时知青们对前途的悲观、失望才是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那时公社里开知青大会，明里是人人高喊着“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暗地里各村的知青成群结队地进行逃港串联，因逃港死在大海里的大岭山知青就有二三个。有一次，在知青大会时批斗几个逃港知青，有个公社干部还动手打一个男知青，逼问他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逃港？那个知青吞吞吐吐地说：“想过能穿皮鞋的日子。”在那个年代里，知青们与村民一样经常要下田劳动，一个个也成了“赤脚大仙”，也同村民们一样，也是在不用下田干活才穿起那种廉价的塑料凉鞋，或穿那种用车轮胶做的凉鞋，冬天时开会时才穿解放鞋，从未体会穿皮鞋的滋味。知青来到农村要经常赤脚走路和在田埂上担担抬抬地行走，这对一些住惯了城市的青年人，特别是女知青确是有些难受，而且有的知青下水田引起了脚趾发炎和肿痛。难道那个知青真的为了过穿皮鞋的日子，居然敢冒被波涛汹涌大海吞噬的凶险吗？关键是社会环境、文化和观念的极端差别！在东莞农村，很容易接收到香港电台的广播，有些知青也学会几首流行的香港“黄色”歌曲，憧憬着青年人那种充满青春活力，愉快的爱情生活，如当时在知青中传唱的港台歌曲《踩单车》：“踩单车，心宽又欢畅。放假好机会，踩到荒郊去。单车斗快，咪乱撞啊，抓住个軚（车把），快步飞起去。单车要避人，千祈咪（千万不要）车到佢，咁就唔系假假依（那可不是）讲一句。你一对，我一对，踩到荒郊去”。另一首歌曲《跳舞》，更令人想入非非，香港社会是一个多么自由自在的地方啊！那里对青年人的劝戒也是那样温馨。“红灯，灯光照亮舞厅，绿灯，灯光照亮舞台。人生要尽兴，我爱跳舞经。跳舞要镇定，千祈咪发出狂乱性卜。”而当时，我国99。9%的电影和戏剧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文化，人民大众所有的喜见乐闻的爱情故事与题材统统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情调，所树立起来八个样板戏没有一个讲有关爱情的，仿佛革命与爱情生活是不相容的，仿佛欢歌笑语的休闲生活是资产阶级的。在文革中，处处讲阶级斗争，出身要讲成份，人民只能机械地活动，艰苦劳动与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不许开舞会，不许玩麻将，不许烧香拜佛，不许出国旅游，不许引进外资，没有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没有传统节日，没有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人们每天谨小慎微地生活在一种非常压抑的日子里。公社管理知青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小会做知青们的思想工作，从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到公社连年大丰收，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香港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被一些逃过港的知青的一句问话就弄得哑口无言，那句话是：“怎么不见香港人逃往内地？”知青们当时的逃港古怪思潮是当时社会环境造就的，说教式的政治思想工作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现在想来也很正常！人类需要有情，需要有爱，需要过以人为本的民主与法制、文明与和谐的社会生活。大岭山，这曾是令人苦不堪言而出逃人较多的地方之一。从大岭山出逃的有建国前为生活所迫而漂洋过海的，也有“文革”十年偷渡出境的。据镇志载，八五年统计，这里在海外的侨胞有2103人，其中居港澳的有1932人。令人回味的是，七二年至七八年，全大岭山公社的666名知识青年，除了68%的人通过招工、推荐上学途径回到城市就业和生活外，有2%的人与本地青年结婚的，而占30%的205人偷渡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