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遵旨乃是“为自己做官”——雍正帝的用人观

　　雍正帝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在选拔任用内外百官的问题上，除首先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清除平庸的“木偶”，爱惜有才干的人

　　雍正帝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帝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湖南巡抚王国栋，当官十几载，虽然清廉勤慎，但在才识方面却很平常，在地方上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帝调换。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事，但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调走，吏部却认为他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帝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在雍正帝手下，平庸无为的人是难以混下去的。

　　雍正帝清除庸官毫不手软的同时，倍加爱惜有才干的人。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用人“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有的官员嫉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了解为托词，拒绝推举他人。雍正帝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帝多次形象地比喻说：“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此话出自四书中的《大学》，他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雍正帝任用官员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帝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出现职务空缺，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所以不敢越例调动。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果“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他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帝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为朝廷的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一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亲笔手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平时颁发的谕旨，都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下达的，有的适合这里却不适合那里，有的在这里可行在那里就不可行。因此，他要求文武百官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廷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帝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帝认为，凡事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相反，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帝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帝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