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距今600余年前中国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永乐王朝时期，自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六年)，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郑和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海洋探险，发现了许多为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直接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为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崭新的篇章。

　　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的发祥地。这一历史事件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交流，开启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新纪元。郑和下西洋，中国由此走向了世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

　　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30日在德国访问并在柏林科尔伯基金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政策。历史上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舰队这么强大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而是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交了很多朋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郑和下西洋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是郑和下西洋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仍然需要郑和下西洋那样“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是郑和下西洋重大的现实意义。以郑和下西洋为契机，习近平主席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立足本国，放眼全球，从世界经济实际出发以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提出了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理念。正像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序幕，“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理念的构建，必将揭开多国经济联盟的新篇章，必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为经济全球化过度到经济一体化在制度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海洋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世界史带给各国的重要启示是：强于世界者必强于海洋，弱于世界者必弱于海洋。随着各国海洋意识的不断增强，必将迎来对海洋与海洋经济、海洋经济与海洋权益的新认识。这同样是郑和下西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因此，对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文化理念具有的现实性、积极性和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古刘家港——今日的浏河镇，浏河人民因此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理念怀有深切的感情，因而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深切的感念，对郑和作为中华使者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所作出的不朽贡献，铭记不忘。

　　 一、文化交流

　　郑和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是中华文明代表性成果，郑和将这一已经应用于航海的伟大发明展示给西洋各国，开始了他的文化交流之旅。以四书五经、书画等为代表的中华书籍，成为文化交流重要的精神产品。此外，中国丝绸、锦缎等纺织品，茶叶、瓷器、纸张还有纺织、造纸、印刷等物产，都是可以引以为豪的文明之果，郑和船队正是装载着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基因与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国特产，这些中国特产为他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需要，因此能够顺利地开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交流的结果总是双赢。郑和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并不是停留在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严格遵循互相学习的初衷，同样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融合能力的民族，能够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以此不断完善自己文化实力文明古国。 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货币的发展亦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这些事例形象地说明中国计量方法上的文化理念经郑和下西洋，已经影响到了外域。又如，占城国“书写无纸笔”，郑和船队带去的中国纸笔文具在这个国家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他国在文化及其表述上的落后状况。 这些都是郑和下西洋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郑和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具体实践，还体现在他积极创办语言与文字翻译的专门学校“四夷馆”之上。郑和下西洋使对外交往增多，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明政府遂于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在南京创办了相当于现今外语学校的“四夷馆”，为国内培养外语人才与翻译，为国外培养汉语留学生。 明朝政府还设立了相当于现今国宾馆的“会同馆”，用于接待外宾。会同馆下设有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四夷馆”与“会同馆”都编撰了供学生学习的外语教材，这些教材统称为《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很早流传海外，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柏林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均收藏有《华夷译语》。这些措施不仅将汉语推向了世界，促使外国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促使中国人学习外语，从而加强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

　　 郑和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向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涉外原则，沿途将中国的历法文化、中国的衣冠礼仪(如改变异国“男子蓬头，妇女椎髻，上不著衣，下围毛巾”等落后习俗)等中华先进文化的传播，致使远夷之人仰慕中华文化，渐染华风， 使当地文明程度得以提升，有点到面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此后，出现了大量华人移民，他们对东南亚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一重大贡献带来的积极成果是：由于郑和下西洋频繁的中外友好交往，成功的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永乐时期的21年中，来华访问的各国使节共有318次，平均每年有15次。文莱、满加拉、菲律宾 (苏禄群岛)、古麻刺朗(今菲律宾内)等国有11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明朝进行国事访问。其中有3个国家的国王先后于访问期间病逝，并安葬在中国。郑和为传播中华先进文化而作出的诸多努力将永载史册。

　　就国内而言，因为郑和下西洋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大量素材，文化领域创作出了多部文学的、史实的以及诸多口头的作品，它们分别是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还有忠彻的《古今识鉴》，祝允明的《前闻记》等。使东西方文化有了亲密交融，东西方人民增进了了解，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郑和虚心借鉴或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成果的事例同样举不胜举。郑和所处的15世纪初，与亚非许多国家比较，中国已是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而亚非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但同时，郑和清楚地知道，埃及文明(象形文字)、两河文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古希腊文明(希腊字母)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亚非各国也有自己的先进文化，例如，阿拉伯人在航海上发明了“过洋牵星”的航海技术，便为郑和学习吸收，并被运用到了航海中。借鉴牵星术，使郑和船队有效地解决了船舶在海洋上定位的大问题。

　　郑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传播属于中国本土文化代表之一的妈祖文化。郑和对妈祖文化的积极传播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篇章。妈祖作为渔民、船员心目中的海上保护神，经数百年的信仰，其“真善大爱、不畏艰险”的文化特质已成为妈祖文化的精神核心。真善大爱与不畏艰险是没有国界的。因而传播妈祖文化亦是郑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妈祖文化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为把妈祖信仰远播海外，郑和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一，郑和船队每船必设神龛，祀奉天妃妈祖神位。其二，船队每次启航之前都举行“设祭开洋”仪式。其三，所到之地建造大小不等的妈祖庙(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妈祖庙至今香火鼎盛)。其四，船队延请胜慧等僧人为沿途民众讲解《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经卷，并将经卷刊刻发送。今天，世界各地的妈祖庙数量上已达到5000座，妈祖信奉者亦近2亿人，表明妈祖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郑和作为妈祖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