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4）
郑振铎著《劫中得书记》书影
郑振铎还具有前瞻性的文化眼光。他在艰难境况下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同时，已设想到为国家建设图书馆，“如能以我辈现有之财力，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而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有应该收购而没能收购下的珍贵书籍文献，郑振铎就会因此寝食难安，不断自责。如有一次他已与人谈好欲购买的珍贵书籍文献，因对方突然变卦而未果，郑振铎为此连连叹息：“奈何？！奈何？！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在“近日连遭失败，心中至为愤懑！”之余，他“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来市面上之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极快……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便为贾人辈所夺矣！亦缘我辈不敢过于负责之故”。这样的经历，每次谈起，总让郑振铎觉得不堪回首，认为“徒惹伤心！”此中甘苦他以为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是在致张寿镛的信中，一吐心中块垒。
既然当时的上海充斥着居心叵测的异国文化特务和本国鹰犬，那么对于可疑的信件和包裹都是非经他们检查不会放过的。而对于郑振铎们来说，有些信件，比如内容涉及中国古籍文献持有者或出售的信息，自然是保密的。1940年7月21日，郑振铎在一封致张寿镛的信中写道：“昨上一函，并附朱电，想已收到。先生批注后，乞即交下，以尚须送菊老阅复也。致慰堂函已謄清，请签字后交还，再转何先生签字寄发。”写到这里，郑振铎接着标上括号并注上如下文字：“寄发方法甚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员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寄发邮件能够“不经寻常收信员手”，这里当然有着玄机。而且不仅仅只是信函，有时候还要将购买下的书籍文献邮寄到安全的地方。如当时郑振铎他们抢救下的珍贵古籍多先由徐森玉运往香港，再由香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徐森玉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系1940年年底由教育部派往上海，协助郑振铎他们从事抢救文物及珍本书籍等工作。在此期间，徐与郑振铎结下深厚友谊。郑振铎在1941年7月28日致张寿镛信中写道：“时局大变，幸货已多半运出。上海想可无虑，即太平洋一时想亦不至有战事。然货究以速运为上策。”信中的“货”指的就是珍贵书籍文献。读着郑振铎的这些文字，感觉得到话语中透着一份自信和骄傲。这自信和骄傲的底气，就缘于暗中有人施予援手。这些施予援手的人，除了徐森玉，还有就是当时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在唐弢印象中，他是经阿英介绍认识郑振铎的，但此前他已不止一次听鲁迅先生提起过郑振铎。唐弢回忆道，“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从编印《鲁迅全集》开始，我们的过从多了起来。他（郑振铎）写《民族文话》，编《明季史料丛书》，借用上层爱国人士的财力，和日本人争夺孤本珍籍。他购入的书目，印行的史料，分成散页，封入函套，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由我设法躲过日本驻邮局检查的耳目，陆续寄往内地。或径寄，或由香港转递。根据现在能够查到的材料：十月六次，共四十函，散叶和目录，不下两百五十函。其中哪些是书目，哪些是丛书散叶，甚至连印的什么丛书，我也没问过，一点都说不上来。记得丛书种类很多”。当时郑振铎因“近日发现寄香港函件遗失者。不知兄处亦能代寄否？”（郑振铎语）“兄”即指唐弢。对此，唐弢表示乐于出手相助。此中经过，我们可以从郑振铎当年致唐弢信中得知一二：
不日将有“航快”（航空快件——引者）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代为寄出否？（摘自[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郑振铎致唐弢）
前烦兄寄出一函，兹又附上（正贴好邮票，如不足，乞代为加贴）一航快，恳即代为发出为祷！（摘自[民国]三十年六月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兹又有二信（内书目）须寄出，兹附奉，乞便中代为发寄为感！（摘自[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郑振铎致唐弢）
兹奉上致渝函一件，便中乞代发为感！附奉国币五元，请代购邮票，暂存兄处，盖数日后，尚有一二函，拟请代寄也。（摘自[民国]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在这过程中，有几次郑振铎请唐弢秘密转寄《交黎抚剿事略》一书印样、石印明刊本《发边图说》等海内孤本，更是成为这一文化抢救工程中的佳话。郑振铎他们在整个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过程中，经由唐弢之手从邮路秘密寄出的邮件和信函不知有多少。而由于唐弢先生的低调和谦逊，他似乎也没有专门撰文详述当年他利用自己在邮局工作的职务之便，帮助郑振铎他们，究竟冒着怎样的危险。要知道，他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可是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的。但唐弢义无反顾，毅然决然默默帮助郑振铎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做着这些危险的事。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唐弢当时是利用日寇或日本特务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秘密邮件投入邮袋然后封口启运。郑振铎那些经唐弢之手寄发的邮件信函，大都和抢救珍贵书籍文献有关，一旦被敌寇查出，不仅抢救工作功亏一篑，敌人由此顺藤摸瓜，还很有可能连累许多爱国志士受到迫害。据知，郑振铎们在战时上海抢救下的珍贵明刊本、抄校本等约有3200余部，这批典籍费时两个月陆续邮寄至香港，由作家许地山负责接收，寄存于香港大学。据蒋慰堂在《珍帚斋文集》中所记，这批典籍运抵香港后，他曾请示陈立夫，经陈同意，在这批书上盖章后本来打算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料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正待启运的典籍不幸全部落入日寇之手。直到日本投降后，蒋慰堂先生得以前往日本查访，因这批典籍全部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80余箱被劫典籍才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当时抢救下来留在上海的书籍，最后全部秘藏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的佛教净业社所在地“觉园”。抗战胜利后由政府接收。“觉园”的前身为“南园”，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的私人花园。当年坐在“南园”的湖心亭，可隔水看到一栋名为“法宝馆”的新式洋楼。“法宝馆”为叶恭绰捐资建造。叶是净业社发起人，也是供给“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书的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他借了“法宝馆”楼下一大间屋给郑振铎藏书，这里与净业社办事处相向而望，利于掩护。这批珍贵古籍文献劫中得存，后来人们多相信此托庇于佛光普照。但其实又何尝不是对郑振铎们全身心付出的回报呢！
与郑振铎有交谊的捷克学者普实克，曾比喻说“郑振铎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英雄，也是神。郑振铎当然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更不是神。但就他在战时上海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功勋论，说他像英雄赫拉克勒斯，庶不为过。
（摘自《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