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特大城市不“除外”又何妨？

　　5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全面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直系亲属投靠条件，除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亲属间相互投靠（夫妻、子女、老人投靠）均全面放开，随时办理。（5月25日《新快报》）

　　放宽直系亲属的户籍投靠条件，不仅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人为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全面放开，随时办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尽管广州、深圳两个特大城市“有所控制”，相比于不放开，是一种进步，但在整体中的例外，还是非常惹眼，让人怀疑“以人为本”的彻底性。

　　任由特大城市不断膨胀，影响的不仅是特大城市的居民本身，也将进一步导致中国的不均衡发展，更多的人会成为特大城市膨胀的间接受害者，因此，适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这是有社会共识的。然而，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是否简单等于控制特大城市户籍人口的规模，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实质只不过是掩盖“福利歧视”的掩耳盗铃罢了。

　　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之所以牵动着社会的脉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户籍本身，而在于户籍附着的福利。我国的现实情况，则越是特大城市，户籍附着的福利越是优厚，因此其户籍的吸引力也就越强。正因为如此，很多中小城市基本上已完全放宽了落户限制，甚至还出现赶农民进城的现象，但吸引力却不强，还引发了系列矛盾。

　　因此，如果我们仍将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思路放在严格的户籍控制上面，就不仅难以解决特大城市的膨胀问题，而且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可喜的是，作为首都的北京，思路已经在慢慢变化，不仅推出了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居住证制度，而且已经开始主动对城市功能定位进行调整，还将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那么，“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就相对比较明确了，一方面，固然是广大中小城市的大力发展，全面放开建制镇和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以及促进人的城市化的系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特大城市也必须通过对功能定位的调整，释放对周边城镇的拉动作用，并采取措施，尽快抹平因户籍造成的公共福利待遇差异。

　　无论是中小城市的大力发展，还是特大城市的宏观调控，都需要强大的内生动力。对特大城市来说，它们正是历史原因的受益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改革惰性”和“路径依赖”的问题。因此，就更需要“顶层设计”倒逼特大城市主动调整。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对特大城市设置太多的“例外”，显然不利于激发它们的内生动力。

　　无条件放开特大城市户籍显然不现实，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能理解；但在直系亲属投靠的问题上，其本质是“以人为本”，而且本身就含有特定条件，再置于“例外”之中，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核，因此，在“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的改革中，就不应该设置过多的例外，否则就有标榜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