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弃婴：有的在医院里长大
小胖妞住在N IC U里，能坐起身，好动，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的爸爸妈妈没来看望过她。
七个月大的小胖妞，目光有点反常的呆滞。在一张绿色温馨的婴儿床上，她尝试着翻身，看看这个摆满各种透明小床的房间。她是一名弃婴，她更为正规的称谓是江X X之婴。只是，她的父母在她奋力闯过病魔设下的一道道危险关卡时，就已失去联系。
这所医院NICU (新生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孙艳告诉记者，在这里，跟小胖妞一样父母突然失联，被迫一直在NICU成长的孩子有两个；而家人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但医院仍在进行保守治疗的孩子，也有两个。医生护士默默治疗，医院尽力寻找他们的家人，“最长的一个寄居N IC U的孩子超过一岁，已经可以跟着护士姐姐去打针、查房……”
几乎全市所有的NICU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的小生命，他们或顽强、或脆弱，在不积极治疗下与病痛斗争着。
来自广州市民政局通报的信息显示，广州每年的弃婴数量在几百名左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而医院等相对安全的公共场所，实际承担着广州市的弃婴岛功能。
在社会舆论焦点，日益集中于弃婴、弃婴岛设置问题时，南都记者联系了市内多家综合医院儿科，以期了解这类孩子的生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冠以X X X之婴的称谓，躺在医院里，等待着自己的归宿—或为民政收养，或被家属领回，或最终成为不留骨灰的一段生命。
与N IC U格格不入的婴儿床“有个5月龄的病儿，在医院一住就是11个月，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跟着护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护，但忙碌的医生护士，即便再有爱心，也无法替代孩子的亲生父母。”
小胖妞终于不耐烦了，长期无人搭理，让她大声地哭闹了起来，在婴儿床上扭捏着各种体态，以期获得医生、护士们的关注。实际上，她已经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了。现在是最需要沟通的年龄段，只可惜叔叔、阿姨们正忙着抢救一个早产合并肺炎的小弟弟，根本抽不开身— 哪怕只是冲她笑笑。
刚刚入院时，小胖妞胎龄28周早产，出生时极低体重，仅1000克多点。因为严重的感染、营养不良和出生窒息综合征，小胖妞一度生命垂危，在保温箱里一待就是两个月。“在治疗的早期，孩子的父母还是给予了孩子一定关注的，定期回来探视一下救治的进展，向医生询问一些具体事宜。”孙艳表示。
可随着孩子闯过一道道危险的关卡，病情逐渐好转后，孩子的父母却没再出现过了。医院打电话过去沟通，孩子的父亲不是说在筹钱，就是在去筹钱的路上，总之没有再出现。孙艳知道，这又是一宗复杂的重症新生儿弃养医院案例，她报告给了科室、保卫处、医院。而孩子的后续治疗，则继续进行。
也许是使用配方奶粉的缘故，小胖妞长得特别快。7月龄时，她的体重已达9公斤，个子也长得挺高，系统评估各方面发育相对正常。“再也不能躺在N IC U内小小的B B床上了，护士从家里给她搬来了一张与N ICU极不搭边的婴儿床。那个护士家孩子刚刚使用过，很新，很温馨。编号16。”
当了11年的儿科护士，孙艳见惯了被已失联的父母丢在医院病房的弃婴。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人手再紧，医生护士都得轮流带着这个孩子。“有个5月龄的病儿，在医院一住就是11个月，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跟着护士阿姨在病房里查房。孩子渴望交流，渴望被呵护，但忙碌的医生护士，即便再有爱心，也无法替代孩子的亲生父母。”
该院儿科的医生护士，都记得这个朱××之女，孩子已能认人了，特别粘其中的一个小护士。当最终孩子父母来接走孩子时，护士们哭声一片，孩子更是哭得撕心裂肺，闻者潸然。那一年，同样在N IC U住了1年多的黄××之子，也被父母接走，这两个被医生、护士称为“跟屁虫”的小孩一走，N IC U似乎空了一半。“好在医生的工作总是忙碌的，很快又有了新的重症患儿，需要我们处置。”
新生儿专家：不告而别的遗弃，不仅是因为缺钱“欠费，你来接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商量着办，打欠条什么的，至少有个交代。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构成了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问题，再比如非婚生育、违反计生政策生育问题，甚至对孩子性别上的考虑，都是催生弃婴问题的诱因。”
年近六旬，从事儿科、新生儿科工作的老鲁，是广州市中心城区一家综合医院儿科的主任。在这个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内，每年发生在病房里的弃婴事件也有5起左右。今年4月，他们才收进了一个孩子—胡××之子，一名和高危分娩的母亲一起转院过来的早产儿。
“刚开始，孩子父亲还总是开着汽车，给产妇送些汤水、营养品什么的。能有小车，似乎还是在做生意，应该不会是特别缺钱的家庭。”老鲁告诉记者，孩子的抢救过程异常凶险，上了呼吸机，但幸运的是救治及时。可这时，孩子的父亲消失了。
科室给孩子父亲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就推说在忙，但孩子的治疗并没有因为欠费而落下。两个月后，孩子出了暖箱，家长没来；孩子自主进食了，还是没来；评估显示完全达到健康出院标准了，依然没来。
于是，孩子就一直在N IC U病房里待了大半年。“婴儿用品、奶粉、辅食，都由我们医护人员买。这不是问题，我们有这个义务照顾好病房里的孩子。但就算我们做了一万件好事，万一出了哪怕一丁点闪失，孩子磕着碰着了，我们必定会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老鲁觉得发生在孩子身上的医疗欠费，已经不是导致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原因。“欠费，你来接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商量着办，打欠条什么的，至少有个交代。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构成了孩子被遗弃医院的最主要因素。比如小三生育的问题，再比如非婚生育、违反计生政策生育问题，甚至对孩子性别上的考虑，都是催生弃婴问题的诱因。”
“倒是那些放在门诊、急诊或医院过道的弃婴，相对好解决得多。”老鲁表示，由于这类孩子属明确的弃婴，无从查找孩子的父母所在、联系方式，医院在对症处置了孩子的发热等问题后，如观察孩子无异样，很快便可以通过警察、民政途径寻找到新的监护人。即使真需要发生后续的治疗费用，民政也有专项资金来为孩子们提供治疗。
老鲁表示，要解决这类问题，还是得从法律途径来寻求解决。在他看来，犯有遗弃罪的，必须顶格量刑。
即使被签字放弃，他们仍在求生“孩子去世了，我们通知家长前来协助进行遗体处理。”结果那个父亲来了，没有给孩子带一套体面的衣服，却带来了一个潮湿的纸箱。孙艳和科室的医生、护士出离愤怒，他们一边痛斥这个男人，一边从科室里搜罗出一套崭新的衣物，体面地把孩子送走了— 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几乎全部历程，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
孙艳所在的医院里，还经常见到被家属签字放弃治疗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早产，合并各种并发症。家属们签下“孩子遗体交由医院处置，不留骨灰”等字样的书证后，孩子的生命就在等待中慢慢消逝。
不过，也有些小生命异常顽强— 在接受姑息治疗(保守治疗，只给基本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针对疾病本身进行积极处置)一两个月后，仍然活了下来。“只是这些孩子眉头一直紧锁，疾病带来的疼痛，即便是痛感神经未发育完全的孩子，也难以承受。”孙艳告诉记者，父母签字放弃后，经姑息治疗好转的案例在这所医院也有发生，但概率极低。
每次看到被家属签字放弃的孩子，刚做母亲的她就有想哭的冲动。“有时候姑息治疗和镇痛是相互矛盾的：想给孩子用点镇痛，会对呼吸道造成伤害，影响呼吸；有心给孩子用点简单的对症药物，那会加剧孩子的痛苦……”N ICU医生和护士陷入两难。
他们只能看着这些小家伙的生命气息一天天消逝，或者是祈祷那超低概率的自行康复，奇迹般地出现。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孙艳见惯了生死。但对于其中一名签字放弃治疗后的父亲的做法，孙艳有种刻骨的厌恶。“孩子去世了，我们通知家长前来协助进行遗体处理。”结果那个父亲来了，没有给孩子带一套体面的衣服，却带来了一个潮湿的纸箱。孙艳和科室的医生、护士出离愤怒，他们一边痛斥这个男人，一边从科室里搜罗出一套崭新的衣物，体面地把孩子送走了—因为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几乎全部历程，都是在这家医院度过。
说到这里，护士长孙艳眼圈泛红，她想用很多更粗鄙的话来痛骂这个冷漠的监护人。“他不配做父亲，所以我称他为监护人，仅仅是法律上的定义。伦理、道德上的监护工作，他根本就没做过。”
“这些监护人总会说医院的收费贵，孩子的预后不好，以此来搪塞自己的失职。但如果有10%的机会完全康复，这些监护人尽力了吗？”说这话时，孙艳身上透着一种母性。她见过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夫妻，为挽救双胞胎孩子的生命竭尽全力。老大最后没能保住，病情更为严重的老二却神奇地康复了。“他们极力地筹钱，我们也在极力地减免，最后顺利救下了孩子，花费7万多元，现在那孩子健康地成长着，应该都能打酱油了。”
孙艳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医生和家属不用再为治疗费用担忧时，如果患儿们能像香港那样每天只要交50元钱时，这样的弃婴问题，这样的伤痛别离，也许会少得多，中国的医患矛盾也会少得多。
(应要求，文中涉及的医护人员姓名为化名)
南都记者对话一个曾签字放弃的父亲—
“如果有抢救价值，我卖血都会救我的孩子”
今年27岁，来自湖南的郑福(化名)，今年6月就曾因双胞胎早产、出生时极低体重、肺功能发育低下等诸多并发症，最终签字放弃了双胞胎女儿的抢救，遗体交由医院处理，不留骨灰。“孩子的面，我都没见上，是妻子告诉我的，大的那个，能轻微地哭泣，手脚动弹着、挣扎着。小的那个，基本就没有生命迹象。”
郑福告诉记者，就经济条件而言，他们在老家算得上中等。尽全力救孩子的经济能力，还是有的。“但肯定得倾家荡产，医生的分析很客观，说的都是各类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脑瘫几率超过50%，肺发育不全、智力因素影响等几率都告诉了我。没和太太商量，和我的父亲、母亲简单沟通后，我签字放弃了。”
南都：都过去半年了，现在回想起来，会后悔当初的决定吗？
郑福：有时后悔，尤其是夫妻俩看着人家的孩子健康成长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还是豁达了，真要救下了两个脑瘫孩子，今后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家庭会毁掉，家族甚至都会被拖垮。我看过新闻，有抚养两个脑瘫儿十多年，最后杀掉孩子的报道。如果当初不签字，救下来了，是脑瘫。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也得抱着我的两个闺女去死。
南都：那你的妻子呢，她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毕竟她亲眼见过自己的两个骨肉。
郑福：刚刚开始时天天哭，抑郁症了，尤其见不得可爱的小孩。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我们甚至可以谈这对小姐妹的话题了。最近她常梦见两个孩子，偶尔还会精神恍惚。
南都：最后孩子的遗体处置上，你们怎么决定的？
郑福：之所以不留骨灰，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刺激孩子的母亲，交由医院处置吧。遗体火化前，我们给准备了两套漂亮的白色公主裙，有蕾丝，蓬蓬的那种。选衣服时，我们一家哭得像群疯子。
南都：最终放弃，有经济上的考虑吗？
郑福：肯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我说过，如果有抢救价值，孩子能正常成长，我倾家荡产，卖血都会救我的孩子。
南都：你觉得是什么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你的签字、随后的消极治疗，还是疾病？
郑福：(沉默了很久)我宁愿相信是因为疾病本身吧，是该死的双胞胎常见的双胎输血症害死了孩子。孩子的母亲有权利去哭，我没有，我得承担签字后的后果。签字前，独生子女环境长大的我，一直还是个孩子，签字后，我觉得成熟了很多。
专家说法
签字放弃无法判断善良和罪恶
在监护人签字放弃，医院姑息治疗或者是疾病本身这三者之间，究竟是谁杀死了孩子。这涉及到了医学伦理上的探讨了。“很多时候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准则。”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伦理学专家严金海教授表示。
他表示，监护人基于对孩子病情后续状况的判断，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医院依据现有的医学常规和科技能力，做出的医学判断。随后代表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小生命，做出了放弃的决定，这很难分得清对错。“因为这不是善恶、是非的问题，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较量。”
严金海称，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我们肯定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救活，恢复健康。但客观现实是，医学有局限，孩子可能活下来了，但生活质量异于常人，或者严重逊于常人。尊重生命权的善和尊重生命质量的善，孰轻孰重，很难有个统一的观点。
“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监护人签字放弃抢救可以，不违法。但如果签字放弃后，又自行带离出院将孩子遗弃，这就违背了社会伦常，甚至触及了遗弃罪的法律底线。”严金海最后说道。
A II04-06版
统筹:南都记者 王道斌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李拉
摄影:南都记者 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