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末日:蒋经国为何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03.12.2014  00:24

1948年,出纳坐在钞票堆里点钱(网络图)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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