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老帅针锋相对与陈伯达、康生等斗争经过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下午，继续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接着他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汇报材料反映会议情况时还写道，当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在汇报过程中，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汇报谭震林等人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似乎对老同志发发牢骚并不在意。
当听到陈毅在发言中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时，毛泽东神态严肃，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于是，毛泽东开始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看待。
此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前后一系列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抗争，被称为“二月逆流”，长期受到批判。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