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商人购100多张电话卡短信举报房管局副局长

29.11.2013  11:26

2010年12月15日,湖南媒体曾报道过林昔珍如今举报的事情,但当时林昔珍称网帖非其所发。

11月20日,湖南长沙市千般秀公司老板林昔珍实名向长沙市千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发出公开举报,称曾任长沙市规划局副局长、现长沙市房管局副局长周江的妻子开有两家房地产公司,办起“夫妻档”,家有9套房、资产逾千万。

长沙市自2011年开始在报纸上公开逾千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之后又再次公布5000余名干部手机号码,这让林昔珍得以大面积地群发举报信息。

实名举报次日,长沙市纪委办案人员在约见林昔珍时表示,对于举报,领导非常重视,并让其提供新的证据,以便于办案。

周江告诉南都记者,自己目前属于长沙市管干部,借调到郴州工作。对于林所反映的问题,“不是什么新情况,3年前长沙市纪委就知道,湖南的报纸都报道过”,周江说。

群发举报

林与信访室及办案人员的谈话记录显示,长沙市主要领导已经收到,并作出指示

举报前,林昔珍找到一份2011年12月30日的《长沙晚报》,上面刊登了该市1000多名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涵盖市委书记、市长到各区及市直部门负责人。

今年11月20日起,她购买了100多张电话卡,向上述千名领导干部群发短信,实名举报长沙市房产局副局长周江。

林昔珍的举报包括周江担任长沙市规划局、房管局副局长期间,其妻薛琼开设“华都”、“明阳”两家房地产公司,家有9套房、资产逾千万。其中,林昔珍曾租用的新时空大厦即为明阳公司的物业,林昔珍通过努力找到并向长沙市纪委提供的材料称,周江利用职务之便调整了新时空的容积率,长沙市规划管理局“长规纪(2003)68号”显示:原新时空规划时容积率小于8.0,更改成9.3。

举报还称,周江利用职务之便改变房屋用途,长沙市公安消防审核意见书长公消审字(2003)第565号,长公消审字(2004)第188号,明确:1-4层作商场,5层作绿化架空层,6-29层作住宅,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现新时空是酒店。新时空大厦的土地使用证显示,新时空近一半面积规划时是“道路用地”,全部变成了新时空“商业用地”。

在上述短信发出后,她还不放心,又将长沙市主要领导干部电话一一输入手机,再次发送了一遍。手机上的信息提示显示,包括长沙市长在内的多名领导干部已经接收到她的短信。

虽然举报覆盖面已足够大,林昔珍仍担心领导干部收到后当垃圾短信删掉,她又拨通了几个电话,继续电话举报。

她首先拨通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的电话,电话正常接通,接电话者自我介绍是易炼红的秘书,林昔珍向秘书介绍,想向市委书记实名举报长沙市房管局副局长,秘书让她提供相关材料,并可直接送至其办公处。

继而,她拨通长沙市纪委副书记邱俊杰的手机。邱俊杰接听电话并对林称,已经知道她发出很多举报短信,对林反映的问题,他称纪委之前已经受理过她的实名举报,正在按程序在走,纪委会反馈结果。

今年11月21日,在群发举报短信一天后,长沙市纪委信访室即约见林昔珍,林与信访室及办案人员的谈话记录显示,自林昔珍向领导干部发出举报短信后,长沙市主要领导已经收到,并作出指示,纪委办案人员希望林昔珍提供新证据。

租房纠纷

林昔珍与举报对象的妻子曾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因租赁纠纷引发矛盾

林昔珍与举报对象周江的妻子薛琼曾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因租赁纠纷引发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引发持续几年的举报。

据湖南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2005年3月,林昔珍租用长沙市明阳公司(周江妻子薛某任股东)位于芙蓉中路的新时空大厦八楼,开设一家新概念养生会所。

合约期间,双方纠纷不断,林昔珍指对方多次修改规划,由住宅变酒店,在规划修改中却不顾及租赁方,导致出现楼层漏水、热水管道烫伤客人状况,影响其生意,因而拒付部分租金,双方为此曾发生诉讼。

直接的冲突是2010年11月4日,林昔珍称,会所被十几个闲杂人员持铁锤砸得满目疮痍,警方出警,但天心区公安分局表示属于经济纠纷不予立案。双方遂诉至法院。

对于这次冲突,在湖南省高院的判决书中,明阳公司方称,因林昔珍拖延租金,遂将场地另租给一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要进场装修。遂派人将林昔珍会所的物品“搬至”大厦的负二层,并拆除装修。

湖南省高院最后判定明阳公司侵权,但没有引用侵权责任法,而是采用民法通则中条款,判令赔偿林昔珍72万余元。

林昔珍认为,自己投资达千万的会所被毁于一旦,72万元的赔偿显然有失公允,无法弥补损失,特别是一审还判她败诉。她认为是周江和薛琼方干预司法,于是盯上了明阳公司,并托人调取薛琼与周江的相关信息。

她调取到的2001年公司设立信息显示,长沙市明阳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薛琼,注册资本8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调取的法定代表人信息显示,薛琼的照片及曾在长沙市规划设计院任职的经历证明,此薛琼即为周江的妻子。至2003年,明阳公司的信息显示,注册资本扩大至2000万元,其中薛琼作为投资人,投资额为500万元,占股25%。而在另一家名为华都房地产的公司登记信息上显示,薛琼为这家成立于2004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薛琼的投资额为400万元,占股40%。

林还调查到,登记在薛琼名下有9套商品房,认为其财产状况可疑,遂开始公开举报。

2010年12月,湖南当地媒体《三湘都市报》就曾以“网曝郴州一官员有九套长沙房,妻子资产数千万”为内容,对上述问题予以报道,但彼时林昔珍称网帖非其所发。

在长沙市房管局的相关资料上,周江目前仍为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现工作岗位为郴州市市长助理、规划委副主任。

官员回应

反映的情况不是什么新情况,3年前长沙市纪委都知道,湖南的报纸都报道过

对于林昔珍反映的领导干部家属经商问题,南都记者查询到,国家于1985年以来发布多次规定,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特别提到不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以及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

南都记者就相关问题,电话联系到周江本人,对于自己的身份,周江介绍说,自己目前属于长沙市管干部,借调到郴州工作。对于林所反映的妻子经商问题,周江并未否认,称妻子早在1992年就下海经商,这在长沙市规划院都知道,而且林反映的问题,3年前长沙市纪委就曾到长沙市规划院调查了解过。“反映的情况不是什么新情况,3年前长沙市纪委就知道,湖南的报纸都报道过”,周江说。

对于自己当副局长、妻子经商开房地产公司是否适合,周江没有正面回应,称“我的问题可以去找长沙市纪委了解,我妻子的问题可以找长沙市规划院了解”。

面对2010年网帖中的质疑,周江曾在接受湖南媒体记者采访时予以回应,并未否认妻子经商的事实。他介绍称,1992年,妻子薛某和长沙规划设计院同事下海经商;他在1994年底通过公开考试进入长沙市规划局,1998年左右调任至长沙市房管局,2000年由长沙市借调到郴州市任城乡规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一职。

周江对湖南媒体称,妻子只占“明阳”公司很小的一部分股份,也不是公司法人代表。“华都”公司原来的法人代表和大股东是一名姓杨的人,这名杨姓股东去世后,另外3个股东将股份转到妻子薛某名下,其公司名义上注册资金1000万已没什么资产。

对于网帖,周江也称,“其实这个帖子背后的原因,是我爱人所在公司与长沙千般秀公司发生矛盾,完全是一个经济纠纷,跟我完全没关系,有人故意发帖子要将我扯进去。

公示电话

对于公开领导干部手机,长沙市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争议

林昔珍能够大面积向领导干部实名举报,源于长沙市2010年以来的公开行动。

2011年12月30日,《长沙晚报》用3个版的篇幅公布了千名领导干部电话,各区和市直部门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的联系方式,包括办公地址、办公电话、手机号码一应俱全。

2012年初,长沙市继续通过登报、上网等,公开了市、县、乡共5268名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今年11月22日,南都记者在长沙市信访局采访时,该局干部还拿出一份当地报纸称,作为继续公开内容,今年又公布了领导干部接访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对于公开领导干部手机,长沙市在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争议,长沙市群众工作办负责人陈艳称,要达到群众和官员之间“认得上门、找得到人、办得好事、解得了难、交得上心”的实效。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为领导干部去神秘化的举措,人人都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到他,是这次电话公示的最大意义。”湖南大学教授喻胜华如是评价。不过,落实到具体接听的领导干部身上,就有些麻烦。在记者调查期间,长沙一名区县负责人称,连续数天,有投诉群众每天从早到晚拨打30次左右,什么政策解释都不听,就是要补偿。长沙还有官员说,公开电话号码后,推销电话、各种拉关系走后门的电话纷至沓来。

对于公开领导干部手机,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并不赞同。他向南都记者介绍说,湖南邵阳市也曾试行公开领导干部手机,但实际效果是,公开后领导干部成为电话接听员,根本无法开展正常工作。“领导干部的工作职责是谋大局,而且现行体制内有正常反映渠道和处理程序。反映到领导干部处,一竿子插到底,容易解决问题,但破坏了正常的工作流程”,陆群说。

这种“一竿子到底”显然是林昔珍最希望的效果,在向长沙市千名领导干部实名举报后,她从相关渠道收集到的信息是,大面积向领导干部反映影响较大,长沙市纪委约见她时,称主要领导都已经收到,并作出指示,让她立刻停止活动。

对于林的举报,长沙市纪委宣教室负责人联系到纪委信访室负责人后答复南都记者称,目前阶段不便接受采访,但对于其向领导干部举报,纪委宣教室工作人员表示不认同,“我们有正常的信访渠道可以接收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