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校长:老师校长也是学区房的受害者

30.05.2015  20:34
原标题:北京四中校长:老师校长也是学区房的受害者

2012年3月9日,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全国政协委员刘长铭面对提问的记者。记者 薛珺摄

■ 对话动机

刘长铭在一个有着名校标签的学校里呆了30年,但他却更愿意强调家庭教育,希望学生能更幸福轻松。他的“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的演讲在社交网络被广泛转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中学校长,他如何看待学区房和名校炒作,看待家长的焦虑、不甘落后和抢跑。

■ 对话人物

刘长铭

北京四中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曾被称为“全国最牛的中学校长

中国家长太害怕落后

新京报:最近你的演讲《请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刷爆了朋友圈,你觉得这篇演讲触发到了哪个点?

刘长铭:可能触动了家长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我们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长在追求现实的目标时,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压力。

新京报:大家无法接受孩子是个普通人,是不是在家长眼中,成功甚至说成功学深入到信念之中?

刘长铭:我不大相信成功学,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国的书市上很火,套用、复制别人的成功往往出现很多问题。其实,幸福就是成功,普通不等于平庸,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不是只顾享乐、追求平庸,而是让孩子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感受爱与被爱,体验到创造、创新带来的幸福感。

新京报:作为校长你和家长交流很多,在你看来,如果给中国家长画像,他们具有哪些共同点,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长铭:过于急躁和焦虑是现今家长们的普遍心态,太害怕落后。其实你的孩子一点都不落后,这方面不行,那方面可能就比别的孩子强,但家长总看不到这些。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种焦虑和急躁是怎么造成的?

刘长铭:我们把现在的社会看得过于竞争化,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残酷,每个人都可以开辟新的领域。中国人太喜欢把同一个性质的东西做比较。很多教育者为了高出一个百分点的升学率,失掉了老师的时间和学生个性化发展。在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把生活窄化了,失去了很多幸福。

学区房炒作破坏了教育生态

新京报:这些年我们常常会有虎妈、狼爸这样的新闻。最近有部电视剧叫虎妈猫爸。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的讨论,你如何去看待这些称呼,又如何看待父母的角色?

刘长铭:前两天看了几集,这个电视剧几乎涵盖所有家庭教育中一直以来的困惑,家长的急躁、焦虑和喜欢比较。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父母把心态放平和最重要,你可以希望孩子多才多艺,但最好以诱发的方式去进行,发现他的兴趣,孩子喜欢,才能学得更好。

新京报:很多人在当父母前都会说“孩子健康成长就好”,一旦成为父母,可能更多的期待就来了,希望孩子更成功优秀。

刘长铭:你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就已经是个优秀的人了。没有很高学历的人也可以很优秀。我有一次去美国,登机口的检票员是个大胖子,帽子上的绳子都快挂不住他的脖子了,整个人看上去很滑稽,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骨子里透着幸福感。

有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超市,我买东西问服务员一些问题。他满脸不高兴,把话含在嘴里说,我问了三遍都没听清他说啥。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工作能开心吗?人的生活态度特别重要。所以,我当校长以后,把“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写进了学生的培养目标中。

新京报:现在早教班、奥数班的市场火爆,就像您说的家长们在“抢跑”,除了家长本身,是否与教育氛围、社会压力的关系更大?

刘长铭:毫无疑问,培训机构的炒作是很大的原因。“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不知是何时造出来的一句话,真的是误了很多人。家长老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怕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线上哪有输赢?终点才论输赢呢。至于社会压力是否存在,要看你怎么理解,你非要处处竞争,能没有压力吗?

新京报:作为一个名校校长,怎么看待在北京,家长们为了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择校,尽最大努力买学区房?

刘长铭:学校之间确实有差异,但我觉得北京教育资源均衡整体上不错。家长追逐学区房完全没有必要,过于盲目。我每次给别人上课都会现场做问卷调查,数据证明人后来的发展和你上不上重点小学、重点初中没有任何相关性。学区房热也来自于一些商业机构、学校的炒作,这种炒作破坏了教育的生态,老师、校长也是受害者,一天到晚追逐这些,教育者的生活、职业性都会受影响。

读哪个学校不如家长重要

新京报:作为校长,你在很多场合提到家庭教育的理念?是因为家庭教育影响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了吗?

刘长铭:现在的家长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上,而忽略了他们在孩子身边担负的角色,他们应该在人格和精神上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楷模。

我有几次在MBA班上讲课,底下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事实是,他们现在的成功与当年上过的小学和中学没有任何的相关性。

去年在南开中学,校方特意介绍了一个他们的校友,中科院数学所的院士,他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家长知道,上什么学、读哪所学校不能决定孩子的一生,而决定性的影响来自家长。

新京报:作为一个父亲你对孩子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刘长铭:我的孩子也学过奥数,后来她到美国上学后告诉我,学校里真正数学好的都是美国人,中国孩子对问题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感觉,不如美国孩子。

孩子上学的时候,我和爱人都当老师,顾不上管她。我们也有孩子的升学压力,但没给她施压,逼着她学什么,我们的教育更偏向于顺其自然。她现在在工作上很棒,在职场上是个令人欣赏的人。我想,这就是我和她妈妈在工作上精益求精对她的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不要把家庭教育过于艺术化、也不要过于技术化,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长铭:拿建立亲子关系来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国旅游、探险,都是一些方式。但亲子之间的情感是在普通的生活中建立的,一起做饭收拾房间,这样建立的关系很真实,让孩子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哪有成天在海滩上你追我跑就能建立的,那都是电视上演的。

我看过一个日本做的调查,日本女孩子普遍不愿意嫁给有车有房、父母给准备好一切的男孩。家庭就像小鸟搭窝一样,衔点泥和枝叶,一点点靠唾沫黏合,有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建立家庭的辛苦,才会珍惜。亲子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父母给了孩子一切,他就会感恩。

不炒作名校是对社会的责任

新京报:您从事教育这么多年,你觉得中国家长这么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长铭:从我接触的一些家长来看很难概括,家长的名校情结和教育公平的追求越来越严重,但也有些家长心态越来越平和,开始考虑孩子的幸福问题。

新京报:作为一个名校的校长,你怎么看待家长、孩子的名校情结?

刘长铭:这和学校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一些学校的炒作可能造成社会的教育观出现偏差。四中从来不炒这个,也是出于我们对社会的责任,不希望因此造成一些浮躁心态。上什么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持进取的精神和幸福的追求。

新京报:北京四中曾有“半个班考入清华大学”的记录,考清华、北大这些名牌高校为目标的氛围是否发生变化?

刘长铭:我当老师时,有的班50个学生有40多个考上清华北大,但没有宣传这个,这个真的不能表明教育的成功。学生当然希望能进好学校,但四中不会给孩子们定目标。

新京报:你说过我们不应该有状元情结,但实际上状元情结一直存在,而且被大力鼓吹?

刘长铭:完全没有必要,一些名牌高校没必要对状元争来争去。高考状元最后未必是成功的。四中从来不挂文科、理科的状元条幅。考状元的学生主动谢绝媒体采访,我问过他们为什么,孩子说这没什么,就是运气好。我很欣赏孩子的这种大气。这些孩子心里能装下大事。

新京报:过去,考大学是学子们的目标,现在包括四中在内的学子,很多放弃高考出国,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刘长铭:这很正常,过去总说高考是过独木桥,现在不是独木桥了,有很多桥、很多路,这是好事,说明经济水平提高了,也是选择多元化的表现。(记者 刘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