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防御性治疗的“心病”需要法治处方

　　《医学界》杂志的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医生选择“防御性医疗”的无奈可以理解。客观来讲，这缘于“双重风险”。一是人身风险，近年来，伤医事件尤其是“非医疗过错”中的突发恶性事件，给医务人员造成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二是法律风险，医疗系统曾流行过一句话，“医生一脚在医院、一脚在法院”，指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将医生假定为“坏人”，自证清白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久之，在收入合理增长渠道尚未开辟、职业收益与责任风险不对称的语境下，“防御性医疗”就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

　　其结果是，患者治疗成本和风险就会出现“双增长”，为医患互信埋下芒刺；同时，医务工作者“单向逃避”也无助于融化医患矛盾。据了解，“防御性医疗”并不必然降低医生的执业风险，往例表明，“筛查确诊法”会无形扩大检查范围、费钱费时，更有贻误病情、甚至因检查不当而诱发新的医疗事故的风险，加剧医患矛盾，形成恶性循环。

　　“治疗”医患关系，制度“用药”还需“对症”。矫正“防御性医疗”，得先除却医患矛盾中各方内心的“假想敌”——具体言之，要依靠法律制度合理配置和划定责任风险，搭建信息互动平台，让医患双方能够冷静对话谈医问诊，有话好好说。

　　制度的“身位”必须站好。一方面，对以药养医、红包现象、过度医疗等医疗陋习要“零容忍”，通过“诊疗影像备案”、医疗价格公开等渠道增加患者的监督维权手段，自正己身、消除“污名”；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可“减压”，具体而言，鼓励高技术职称的专家多点执医、引入更熟悉社区患者信息的全科医生，以及普及“先看病后挂号”、“APP预约分流”以减少“排队情绪”的多重机制，都能够为医患双方搭建“最优配置选项”，减少双方不满和摩擦。

　　法律设计应该“双向兜底”。鉴于“信息壁垒”会让患者举证难度增加，不利于保护相对弱势的患者群体，“举证责任倒置”不宜取消。当然，对患者的“医疗性价比”的超高预期不能“无底线”，除对“伤医事件”、“医闹”行为的法律惩戒外，更要加速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引入更多社会组织和资本参与共建，真正让医患双方的风险得以“先疏导、后鉴责”，从而在矛盾多发时段给过激情绪降温。

　　医者更应主动拆除心头的“避弹衣”。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信仰和患者“少花钱看好病”的心理预期和价值取向应是一致的，这也是“廉价处方”受追捧的原因。医生若能融入患者思维、避免“工具化”的僵硬表情，或如“草图医生”李雁一样，用专业知识、耐心服务、朴实讲解，让患者对病情充分享有知情权、对诊疗方式有更多选择权——若非遇上疑难杂症——必能减少患者疑窦。

　　归根结底，“降低医疗风险”并非医疗事业所追求的终极目的，而作为医患矛盾的后果亦是病因，对“防御性医疗”的纠错重构显然会比从零开始艰巨得多。但“为之则难者亦易”，法律制度若能给出最优选项，医疗工作者也愿意投桃报李，则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其必有利医患双方交换共识、赢得互信。

　　毕竟，动辄伤医、闹医的人在任何人际交往中都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虽有概率存在，但并非主流，怪不得医生，也不宜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