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命运: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伙食改善

22.04.2015  13:32

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1982年4月23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悄然驶进北京西单西绒线胡同,停在一个四合院前。这个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黄炎培先生,现在,住着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

  从轿车里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经显赫一时、后来身陷囹圄的陈伯达。此时的陈伯达,仍处于保外就医状态,并未刑满释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扬住宅的除了司机,还有两位公安人员。

  根据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回忆,陈伯达与周扬的交谈长达4个多小时。在交谈中,陈伯达讲述了当年拯救毛泽东的事情:

  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

  陈伯达还谈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监狱服刑,曾在狱中高呼“我救过毛主席”,后来伙食果然改善。陈伯达就是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显示他与毛泽东非比寻常的关系。

  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伯达第一次遇见毛泽东,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时,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已经携带妻儿辗转来到革命圣地一年多了。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在一次讲演中感慨地说:“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所以我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

  陈伯达也是其中的一员。只不过,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中国的时候,他就经人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到延安来更像落叶归根,而非投奔光明。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说一口难懂的闽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组部安排他在刚刚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上课时,陈伯达在上面滔滔不绝地讲解,下面学员面面相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有不断在黑板上书写,学员才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后来,马列学院成立,首任院长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担任。张是陈伯达留学苏联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他将陈伯达调来当教员,还介绍给毛泽东认识。不过毛泽东并未在意这位其貌不扬的教员。

  陈伯达在马列学院授课,语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于轮到他上课的时候,要带一名“翻译”,将他的闽南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这种日子过得当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头了。1938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列学院举行一次孙中山思想讨论会。会上,大家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孙中山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有人说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时,陈伯达发言了。也许是汲取了讲课的教训,陈在发言时尽量说得很慢,便于大家理解。他显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巧妙地运用了“辩证法”,强调孙中山思想既有“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面。

  陈伯达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另外一个人的兴趣——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毛泽东不一定完全听懂了陈伯达的话,但他敏锐地看出,这位教员比其他人的理论水平明显高出一筹。会后,毛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他的情况。当晚,还请他一起陪一位美国记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诺?待考)吃饭。吃饭时,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教过“先秦诸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很有兴趣。两人有了共同话题,越说越起劲,竟把美国客人晾在一旁。

  这是陈伯达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陈伯达命运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没过多久,一纸调令就将他调到毛泽东身边,担任首席政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