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好色风流:因争风竟抓伤妓女下体

05.05.2015  00:35

陈独秀(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上那些非常情侣》,杨柳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通篇只有一段话:“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25号里的一条随感录。

  胡适提到的这条随感录是陈独秀以笔名“只眼”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窥一斑而知全豹。只看这一小段文字,就知道陈独秀不是一般人。事实确实如此。陈独秀,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样一个开创新时代的人物,自小就异于常人。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自小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所谓三岁看老,祖父对陈独秀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成龙上天,成蛇钻草,沦为打家劫舍的地头蛇,总之不可能成虫、成熊。陈独秀倒也“争气”,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祖父的这个评语。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觉得试题狗屁不通,于是忽发奇想,弄了一堆难字和生僻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地填满试卷,然后乐颠颠地回家了。回到家后,大哥问他要草稿,看完之后,一个多钟头没有说话,陈独秀这才觉得玩笑似乎开得有点大。不想,这篇不通的文章镇住了不通的老师,结果,陈独秀不但中了秀才,还是头名。这下,陈独秀的大哥彻底懵了。

  陈独秀小小年纪就中秀才之首,顿时扬名四野八乡,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最后,陈家长辈选中了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次年(1897年)8月,两人拜堂成亲。陈独秀的感情生活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开始了。

  高晓岚是个旧式女人,遵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诲,大字不识一个。而陈独秀虽说胡闹,但学识渊博,通古博今,思想新潮,还通晓英、法、日三国语言。新婚伊始,陈独秀就命令高晓岚必须认字。偏偏高晓岚性格倔强,死认古训,就是不认字。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新潮、一个守旧,都倔强地不服对方。于是,度完蜜月,两人一辈子的话也就说完了。不过,当时陈独秀还年轻,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并不在意。

  从1901年开始,陈独秀数次东渡日本,结识了苏曼殊、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士钊等革命党人,见识更长。回国后,他就开始忙活起来。他曾独自一人办了一份报纸,反响出奇的好,全国各地都有订户。有些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写信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他还曾在安徽公学兼任国文教师,上课时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全不把纲常名教、师道尊严放在眼里。

  1909年,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个标准的文学女青年,性格开朗,而且长相出众,衣着新潮。高君曼在北京读书时就读过陈独秀的文章,对这个姐夫崇拜之至。如今见了真人,常常缠着他问这问那,陈独秀也是欣然辅导。

  两人年龄相近,情趣相投,时间久了,难免擦出火花。或许是因为包办婚姻,陈独秀就有了一份出轨的理由。而高君曼对于姐姐,或许是因为同父异母,便少了一半自责。总之,两个叛逆的年轻人于1910年公开同居,继而宣布他们要正式结婚。双方父母都觉颜面无光,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大骂逆子叛女玷辱门风,至于成亲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陈独秀见正式结婚不太可能,索性带着高君曼私奔到上海,过起了甜蜜的同居生活。

  1915年初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历史上俗称“南陈北李”。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高君曼大大方方当上了陈教授夫人。至于高晓岚,则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1930年,高晓岚去世,生前与陈独秀育有三子二女。

  陈独秀当了北大教授后,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常常流连于北京有名的烟花之地 八大胡同,据说他的很多激扬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床上完成的。1919年,北京的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这事让北大有点下不了台,结果,陈独秀在当了两年多北大教授后,被北大开除。几个月后,他又因为散发传单入狱。发传单这事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那天晚上,40岁的陈独秀站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种空前绝后的举动,让陈独秀失去了自由。

  陈独秀入狱后,反响极大,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声援下,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获释。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打扮成财主模样,与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乘着一辆带篷骡车偷偷离开北京直奔天津。两人在路上商量出一件开天辟地的大计划 组织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召开,陈独秀没去,却被缺席选举为首任中共总书记。

  从1910年至1925年的15年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繁忙,也是建树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高君曼始终相伴左右,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充当联络员,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两人度过了来自外界的一个个难关,但最终还是在感情这个难关上卡壳了。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两人最终发展到拳脚相向。陈独秀对儿子要求非常严酷,他让老大、老二小兄弟俩睡图书馆的地板,外出打工自食其力,以磨炼意志。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不许,君曼又请人说情,陈独秀斥为妇人之仁,还是不许。无奈之下,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一儿一女移居南京。自此一别,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5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发作,他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结识了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两人很快就过起了夫妻生活,并且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施施然相携去杭州、扬州等地度“蜜月”去了。陈独秀那时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突然失踪可是大事。党组织在四处打探寻找无果后,只好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陈独秀看到报纸后,从扬州发回电报,说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

  特立独行的性格,别出心裁的思想,让他的革命之路也如北大教授之路一样,终遇滑铁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施之英也在此时离开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们的“夫妻”生活仅仅维持了14个月。

  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在上海隐姓埋名,住在熙华德路(今长冶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大儿子陈延年和二儿子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共产党对他停职、开除党籍、批判,国民党也在四处悬赏通缉他。他的婚姻生活也陷入最低谷,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却孑然一身。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潘兰珍出落得亭亭玉立,也因为美貌受尽欺侮,被一个流氓工头强逼同居,在无数次的暴力后,她逃离虎口,搬到石库门,成了陈独秀的邻居。

  潘兰珍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或许是出于同病相怜的同情心,她开始照顾陈独秀的生活。

  老虎就是老虎,就算没了牙齿,威风还在。在潘兰珍的照顾下,陈独秀再次焕发光芒。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刮掉胡须,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更显得精神矍铄。起初,两人的关系就像父女,又是师生。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下渐渐发生了变化。在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兰珍终于抛开世俗的牵绊,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1930年,经邻居许大姐出面做媒,这对老夫少妻正式结婚了,婚后两人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潘凤仙。

  对于陈独秀来说,潘兰珍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她的关心照顾让陈独秀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那是与轻狂年少时的感情截然不同的。复杂的斗争形势使得陈独秀一直未将真实身份告诉潘兰珍,他怕为潘玉珍惹来麻烦。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这是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经庭审,陈被判有期徒刑13年。巧的是,陈独秀被捕当天,潘兰珍刚好与陈独秀因为照顾小凤仙的事吵了一架,潘兰珍赌气带着小凤仙回了娘家,才躲过一劫。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见报后,潘兰珍才知道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丈夫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对自己被捕并不放在心上,他在被押解的路上也能酣然入睡,让同坐一辆囚车的彭述之羡慕万分。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潘兰珍。入狱后,潘兰珍是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他为自己对潘兰珍造成精神刺痛而悲苦,也为给她造成物质损失而难过。被拘后,他还托人去住处寻找潘的东西。在给好友高语罕的信中,他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不是爱到骨髓,一个放流形骸,面对死亡安之若素的男人又岂能说出这种小男生式的话来?

  想到自己垂垂老矣,且释刑遥遥无期,陈独秀托老友去见潘兰珍,让她与自己断绝关系,另谋出路,免得受牵连。然而,潘兰珍已经打点好行装向南京走来了。

  听说潘兰珍要来看自己,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这是一种乏力的拒绝,更是一种焦灼的期盼!理性和感性捉对厮杀,让他心乱如麻。潘兰珍的决定却很简洁,她在得知丈夫的下落后,立刻将女儿送回南通娘家,只身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牢狱中的陈独秀。1937年8月,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这时候,潘兰珍已经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是牛人在哪里都是焦点,所以陈独秀的被捕所引发的反响也异彩纷呈。陈独秀被捕之时虽然已没有职务,但是在国共两党都引起了强烈且有趣的反响。国民党各界因其为共产党领袖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同时,共产党这边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当时,《世界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 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 ,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两个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当时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章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整个庭审过程中,陈独秀态度安闲,顾盼自若,妙语连珠,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他的《辩护状》有理有据,妙趣横生,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后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

  陈独秀入狱后,把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堆满了书籍。起初,看守见潘兰珍年轻漂亮,总是不怀好意地指指点点,被陈独秀大声斥责道:“她是我的妻子,怎么,我不配有这样的妻子吗?”从那以后,看守再也不敢说什么了。还有一个传言说,陈独秀与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一个如此真性情的奇男子,也难怪潘兰珍会爱上他,并甘愿送牢饭。

  一些报刊对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关系造谣污蔑,连陈独秀的表弟也信以为真,到监狱劝他注意检点。陈独秀沉默良久后说,他的私生活在建党前是有些放纵,但建党以后,就再没有乱来。接着他郑重地说:“至于国民党报纸的造谣,我不在乎,可你怎么也相信呢?我可以告诉你,潘女士是我的夫人,是我晚年爱情的归宿,是我陈独秀深深爱恋的女性,是我离不开的伴侣。

  陈独秀被释放后,国共两方都盛情邀约,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穷困潦倒。期间友人赠钱都被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

  1942年5月27日,64岁的陈独秀在一间破落的角门里悄然辞世。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唯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34岁的潘兰珍遵从丈夫的遗嘱,在安葬了丈夫后,独自外出自谋生计。她先是在陈独秀好友的帮助下在重庆一家农场做工,后迫于生活,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不久这个男人也病故了,她又孤独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做炊事员,与18岁的养女潘凤仙相依为命。1949年10月30日,身患子宫癌的潘兰珍在饱经孤寂与病痛之后,于上海肿瘤医院去世,年仅41岁。

  大幕关闭了,一段忘年恋情画上了句号。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世俗能奈我何?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伴侣,情投意合者,觉得三生有幸,否则,度日如年。但一定不会觉得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