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拖粪工多单身:最担心大家不理解(图)
工作中的时传祥青年班副班长王淼。本报记者 彭文卓 摄
今年,是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逝世40周年。每天清晨,在北京市东城区景泰桥下,一个简易搭建的棚子里,都有一群年轻人在忙碌着。
在入职前,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对时传祥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本报记者跟随时传祥青年班的工人们,记录下他们的点点滴滴,因为,行动,往往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40年时光荏苒,这座城市早已长高,车流如注。班组里的劳动工具,也早已变成了现代化的专业拖粪车。
但总有一种平凡的回忆,萦绕于这座城市,也总有一种平凡的力量,历久弥新。
也希望他们得到的尊重和理解,能一如往昔。
下班后,换上休闲装的王淼是北京胡同里典型的大男孩,仗义,好面子,左邻右舍一口一个亲热的“叔叔阿姨”,平时爱拉上朋友“逛逛后海”、“唱唱歌”。但是早上一上班,换上工作服的他,就从不往自家住的那条胡同跑了,分配任务的时候领导特意为他调开了,“邻居们还是不理解的多。”
天坛边上的这片胡同,除了当兵的两年,王淼在这里住了26年。而“拖大粪”的工作,他干了8年。他的周围,有一群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又用最朴素的劳动守护着它。
王淼是这个年轻集体的副班长,他们背后有一个英雄的名字——时传祥青年班。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三所的这支班组,是全国劳模时传祥生前工作的地方。
最平常的一天
早上7点,天坛南门景泰桥下的工作站已经热闹起来了。简易搭建的棚子,分了内外两间,刚来的队员正在里间换上工作服,外间摆着的大水桶储存着他们一周用的水。不过10平方米的空间,被值班阿姨李秀兰打扫得干干净净。
7点30分,队员们陆续坐上门外的拖粪车,开始出车。李秀兰一边目送着他们,一边往墙上贴着“值班表”,“干咱们这个工作,是没有假期的。”
“师傅,打轮,往右……阿姨您麻烦慢点走,我们车过一下。”胡同口的一辆桑塔纳挡了拖粪车的去路,王淼下了车,一边指挥着司机,一边留意着来往的行人。“我们得又顾上面,又顾下面。”本就狭窄的胡同,加上居民三三两两停着的自行车、小轿车,拖粪车通过的“费劲”可想而知,经常还要注意是不是蹭着了上面的电线电缆。
试了几次,车头还是没法拐进去。王淼开始往桑塔纳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您过来得半小时是吧,成没事,我们下午再来吧。”
打电话、等人挪车是家常便饭,“这算好的!碰上三轮车那些没法留号码的,只能挨家挨户喊,周围不耐烦的人就会吼两句:‘大白天的,你喊啥啊!’”
后面还压着很多活,王淼决定先去下个地方了。第一趟活出得不算顺利。
顺利到达第二段,是路边的移动厕所。撬开井盖、放管、抽粪、收管、盖上井盖,一麻溜动作像是一气呵成,完事的王淼还不忘在井盖上踩一踩,确认下井盖是否盖严实了。
很容易被这娴熟的动作骗过了,要不是上车的时候,王淼刻意护了一下腰。“腰都不行,连年轻人也是。”三四米长的抽粪管,光管子就有30多斤,“有的人在厕所里洗衣服,有人什么东西都往厕所里扔,粪管经常被抽上来的旧衣服、塑料壳等杂物堵住,最严重的时候,有100多斤”,而这根纯铁的管子,全得一个人扛下车子,再扛上车安好。
干了两趟活,粪车已经满了,王淼和司机赶着去马家楼的粪便处理中心泄粪。临近中午,从北京的东南角开往西南角,迎接他们的是堵车高峰,“好在车满了一趟”。王淼说,有时候早上出车从红桥市场到崇文门,两公里路能堵上一个半小时,“得算好时间和路线,躲着点堵车,要不活都没时间干了。”
从马家楼出来已经是中午,王淼一般就在路边随便找点吃的,当做是午餐了。餐补是8元钱,“算在工资里一起发的,每个月到手能拿三千出头。”而8元钱,在这个城市应该只能买到一个肉夹馍。
下午的工作依然是胡同、抽粪、泄粪,偶尔幸运的话,王淼可以赶在4点前收工,回工作站换上衣服,和值班阿姨报下平安、唠会儿磕就下班了。
“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然后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这是王淼最平常的一天。
笑容可以挺过一切
“慢点,等我过去了再弄。”胡同口经过的行人,带着异样的眼神,捂着鼻子迅速迈过了王淼和他身边的粪井,这是他每天经历的景象。
工作这些年,当兵人“直来直往”的性子已经被慢慢磨平了,王淼礼貌地让过行人,继续抽粪、扒掉粪管上堵住的脏物、冲扫被粪管弄脏的地面,勤奋而平和,“以前性子也急,后来发现急解决不了问题啊!忍着,不能发生冲突!”
并非刚开始就能适应。“刚来的时候,气味太大了,尤其到了夏天,沼气的味道直冲鼻子。”青年班前年分来的小伙张博,一年多了还是一闻沼气味就反胃,“每天他都不吃早饭,等工作完了才吃东西。”李秀兰很是心疼这群小伙子。
“味道大还能慢慢适应,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不理解你。” 王淼的朋友,大多已经不拿他的工作说事了,偶尔有两个“不识趣”的问了,他也懒得管他们的想法了。“但是居民不一样啊,他们不理解,作业就没法进行。私堵下水道的、乱停乱放的,有时候就是不配合,急起来就挤兑我们‘你不就是个拖大粪的嘛!’”
也有通情达理的街坊邻居,拖了3年多粪的李智勇,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有段时间去幸福巷作业,遇见一个热心的大妈,“碰上胡同堵住了,都跟我说:‘你等会儿,我给你找车主去。’有时候摩的找不着主,就跟我一起抬开,我印象特别深。”被认可,被尊重,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这是一个12人的年轻集体,平均年龄不到28岁。在北京城土生土长,大多是退伍转业回来的军人,“父母觉得这份工作稳定,当年也就过来了。”录用考试的时候,他们都要答一道题:“你对时传祥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起早贪黑,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是这群“拖粪工人”来干,而很多人一干就是几十年。所有的苦,所长王立冬都明白,但他经常教育他的这帮孩子们:“咱们为老百姓服务,没什么丢人现眼的,要想着这可是时传祥的队伍。”
张森是最后一个分进青年班的,地地道道的“胡同小伙儿”,女朋友经常鼓励他说:“你走的可是一条革命路啊,上坡路总是辛苦的。”张森的想法很简单,“毕竟得有人干这行,如果没有人做,北京城会变成什么样啊!”
景泰桥的小屋子,简陋,但温暖。当了半辈子拖粪工的康玉国,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队员们管他叫“谈判专家”,是坐镇指挥的“定海神针”,胡同里遇到了麻烦、纠纷,都是康玉国一点一滴去协调,“现在的人比以前自私了,总是不跟你好好说话,也只能耐心去沟通。”
康玉国的左手长了骨刺,两三个月了,用“大锤”敲渣土伤的。胡同里经常有人家装修,剩下的渣土就堆在路上,康玉国就带着队员们去义务劳动,清理渣土。
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所以去年女儿找工作的时候,李秀兰特别想让女儿来接班。“工作稳定,主要是大家相处的感情好,但是她对‘掏粪’这工作有意见,也没办法。”
他们总是说,“笑容可以打败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丢人”、“找准自己的位置做事,很踏实!”
那些最惦记的事儿
“粪车进街慢一点,搬挪车辆轻一点,粪井抽得及时点,管子控得干净点,遇到衣物小心点,碰到居民热情点,听到怪话冷静点,荣誉面前谦虚点”。 这是队里的年轻人,自己总结的“八点”工作法,“恨不得把老同志的所有技艺都赶紧学会。”
年龄断层,是所里一个棘手的难题。作为青年班的副班长,王淼明白自己的重担,大家的想法似乎也都是一样的,“等四五十岁的老同志一退休,我们这群年轻人就得顶上来,把青年班的光荣传下去,但是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能够学点扎实的本领,踏踏实实把班接好,是青年班的小伙子们眼下最关心的事。
而李秀兰最惦记的事情,是小伙子们该找媳妇儿了,“姑娘家都嫌拖粪不体面,他们找对象难。”李秀兰说起了一件事,队里的一个小伙子,本来朋友给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开始挺好的,处了几天知道他是一个“挑大粪的”,立马就吹了,气得他直问那姑娘:“你每天难道不上厕所吗!”
“我就亏了,没结婚就来了。”队里很多小伙儿都还是单身,张森没这个烦恼,“因为我是当兵时候谈的对象。”李秀兰说,这个工作最好还是30多岁结完婚的时候来干最好。
今年年初,所长王立冬刚刚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北京市“两会”。他在会上提了三个数字:防暑降温费是每个月60元,一年也就发几次;交通补贴是每个月10元;饭补每天只有8元钱。“这个补贴标准还是2000年左右出台的,物价涨了那么多,环卫工人的餐费、交通费与防暑降温费不能再按照‘过去时’标准发放了!”
王立冬还有一个心愿,能让队员们喝上水、洗上手。工作站没有通自来水管,喝的水得从丰台区的所里用三个小水桶接过来,然后倒进站里的大水桶里储存起来用。“夏天的时候次数会多一些,平时的话一个星期也就只运一两次。”所以队员们用水特别省,“刷完碗的水还得倒进旁边的小桶存起来拖地。”
“一个掏粪工人连手都洗不上,还图什么呢!”王立冬平时对队员要求特别严格,但是心里,始终装着他们。
龙潭湖公园里有个时传祥纪念馆,李智勇说,三年多前在那里的一次参观,让他下定决心做一名“掏粪工人”。二月的北京,依然寒风凛冽,纪念馆里三三两两的游客,有个年轻的父亲正带着4岁大的孩子在这里参观,“这就是掏粪工人时传祥”。
有一种精神,从来没有被忘记。(彭文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