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专家杜廼松:钟情另一种古史

10.11.2015  11:44
原标题:青铜器专家杜廼松:钟情另一种古史

杜廼松肖像 罗雪村绘

杨雪梅

故宫的承乾宫属于东六宫之一,宽阔的两进院,典型的黄琉璃瓦歇山顶,檐下斗拱重重叠叠,春季梨花肆意盛开时会让人想起后宫的种种传奇。不过,如今这里是青铜器馆,陈列着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上万件青铜器。

1962年,杜廼松来到故宫博物院,协助著名的古文字、青铜器学专家唐兰先生工作,不久便和一批年轻人在唐兰的指导下进行青铜器馆的展陈。算起来,78岁的他与故宫的青铜器打交道已经50多年了。

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零星出现了青铜器,夏铸九鼎也并非全是传说,二里头文化时期确有非常精美的青铜容器诞生;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青铜文化博大精深,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已然成型。和别的博物馆不同,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自成体系。自汉代以来,地不爱宝,青铜礼乐器便时有出土,当时即被视为国之祥瑞,成为皇家的重要典藏。宋代作为我国金石学的第一个高潮,对青铜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化的知识,将宫中所藏编成了《宣和博古图录》;清代乾隆年间,则将宫中藏器编成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图录。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藏品在清宫旧藏的基础上不断充实,现有历代铜器1万余件,其中具铭文的精品1600余件,是藏品最多的博物馆。

故宫的青铜器您最喜欢哪一件?这上万件青铜器都上过手吗?”我像许多人一样羡慕地问杜廼松。其实我知道,这些青铜器,杜廼松反反复复不知研究过多少遍。每调 整一次展览,就要把它们重新审视一遍,“那些主要的、重要的青铜器,它们的形象、铭文内容早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

丰富的藏品为杜廼松从事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提供了许多便利,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引下,他的学术研究渐入佳境。令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1980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司母戊大方鼎制作年代的文章。

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学界对它的制作年代一直有不同观点。“要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主要是通过它的地层关系和它的器物组合,但司母戊鼎都不具 备。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器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当时考古界主要倾向于定在后期。

1976年春,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一次性出土了几百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的铭文。这3个字让杜廼松想起了“司母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 风格。拿方鼎来讲,年代越早的方鼎,腹部越深,腿也细高,晚期的腹部就变得浅一些,腿变得粗短一些。同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造型、花纹和铸造技术上应该是一致的,尤其是铭文的书法特点更应一致。

通过多方面考察,杜廼松认为应该把司母戊鼎的年代,定在殷墟第二期即武丁时期,他认为“”应该是武丁的配偶,司母戊鼎应该是武丁之子祖甲为其母所制,与妇好墓的司母辛鼎属于同一时期。后来,国家博物馆还做过科学实验,结果证明两者确属同期。

杜廼松成为青铜器的研究大家,还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物摸底工作。当时全国文物鉴定专家组成立,杜廼松作为青铜器组牵头人,对全国博物馆的青铜器进行鉴定。“每年的春秋两季到各省去看,行程几万里,整整跑了7年才基本完成全国各地一级品的鉴定工作。许多放在博物馆地库里不为人知的青铜器,其实都是惊世之作,通过我们的鉴定成为国宝级文物,那种喜悦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的收获自然也是巨大的,全面了解到不同区域的青铜器的特点,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多元性、开放 性都有了非常深刻的再认识。

不过知情人都知道,那7年,因为频繁接触青铜器,杜廼松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两只胳膊对铜锈严重过敏。1998年,杜廼松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朱镕 基总理亲自为他颁发了聘书。作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大专家,杜廼松多次赴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文化和学术交流,多次参加或主持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不过他说,他现在最享受的还是研究一些自己想研究的问题,写一写小小的论文。他也很怀念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当 老师的时光——因材施教,授人以渔,桃李满天下,人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此。

如今,偶尔到外地出差,杜廼松还是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也许他曾经鉴定过的那些青铜重器就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向南来北往的观众传递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讲述着文物承载的另一种古史。那正是他对其钟情一生的原因。

[专家简介]

杜廼松,北京人,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铜器和金文研究专家,研究内容涉及史论结合、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考古类型学、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多个层面,代表作有《中国青铜器》《青铜器鉴识》等。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05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