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投名状”：大清高官端方为何被乱刀砍死
端方（前排中间深色大衣者）在美国考察宪政（1905年）。图片来自作者私家收藏
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
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士兵们在统帅的房间中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于是举枪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开始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那里，新生的革命政权正需要这样的投名状……
“母病故”
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革命同志们”决心杀掉端方，“以明心迹”……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钱。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等国内中英文媒体，及美国《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然，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一般官长士兵都与革命“声气相通。”
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革命同志们”“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革命同志们”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革命同志们”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就成为“以明心迹”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