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驾考腐败：部分城市驾培破万元 考官收千万红包
近日，浙江省驾考培训费即将全面放开的消息引起不小的关注。价格放开由市场决定之后，能否遏制部分地区驾考价格畸高的现象，成为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按照交通法规要求，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通过驾校培训参加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几乎成为每个“新手”司机的必经之路。据报道，2014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3亿人，汽车驾驶人数达2.47亿，全年新增汽车驾驶人数达2784万人。
高速增长的机动车驾驶人数，有限的驾驶员考试培训资源，导致驾培市场不断升温。一方面，驾培收费持续上涨， 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有的考官或教练甚至违规收受“红包”金额达千万之巨。 驾驶培训一旦与腐败联系，不但败坏社会风气，还会严重威胁交通文明与出行安全。
1 快学快考，送礼开道
“上海驾驶培训考试市场价格贵，学车周期长。”上海某国企职员小马告诉记者。他最近拿到驾照了，不过不是在上海本地，而是毗邻上海的浙江省嘉兴市某驾校。
据了解，在上海，C1驾照的培训费已经从2011年的4000元左右涨到近1万元，有的甚至在1万元以上。“像小马这样从上海来嘉兴学车的学员，我带过好多个。近几年，从上海来的学员越来越多了。”嘉兴市南湖区某驾校教练说。据了解，从上海“移民”到嘉兴各驾校学车的不在少数，此外也有部分学员到邻近的江苏苏州等地考驾照。
“理论学习七八百，学费7000，考试2000多，学完总共要9000到1万元，这还是一次性考过的价位。请教练抽烟喝酒、请客吃饭的钱还没算。”刚拿到驾照的小王给记者算了笔账。“从学车到拿到驾照要准备1万元”在浙江省温州市已是当地尽人皆知的“行情”。
大量的学车需求与有限的驾培资源，不仅导致驾培费用不断上涨，也导致驾驶培训的等待时间被拉长。据记者调查，在上海，驾培报名缴费后，需要等至少2个月才能参加第一科目的理论考试；在广州，从报名到参加第一次的驾培学习甚至要等1年多时间。
想“插队”学习，送“红包”；想教练通融，送“红包”；想考试通过，送“红包”……驾考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为了尽快考取驾照，不少学员，特别是“基础差”的学员在教练的明示或暗示下，小恩小惠不断。浙江省杭州市的孔女士对记者透露，她学车的时候，就看到过教练明着向学员要香烟和购物卡的。为了和教练搞好关系，学好车、考取驾照，尽管不情愿，但孔女士也不得不“入乡随俗”随了礼。
“上海这边学车，要送东西才能及时排上学习。”小马告诉记者，“大家都明白，学车的时候要送东西给教练，或者通过教练送给那些需要打点的人。”
有了学员的“进贡”，一些教练的日子过得很潇洒，吃饭有学员请、抽烟有学员送，甚至有的教练去超市购物用的都是学员送的卡。
2 考官点头，驾考“保过”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能的培训，确保培训质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驾培费用连年上涨的大背景下，驾考腐败暗流涌动。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今年4月，湛江史上最大驾考受贿案二审判决，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万余元，获刑10年。据了解，在这起案件中，该车管所有42名考官和车管所领导卷进这一利益链中。除三人逃匿外，其他39名涉案考官主动上缴“红包”多达2100余万元。
“反正每天都能收到，随收随用，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钱。”该车管所一名涉案考官在调查笔录中如是说。办案人员发现，其他考官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只要有考生上场，考官每天都有钱收，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
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透露，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
学员为什么要送“红包”？无非是考官掌握考试通过与否的权力，而且不受监管。曾经有学员反映，考侧方停车时，一切正常，但结果却不合格，考官给出的理由是，靠边时没有看后视镜。这名学员很委屈：“一般不就是用余光瞥一下？难道要我伸出头去盯着后视镜看？”
另外，考官和教练之间有时也形成一种默契。比如考倒桩，教练如果能进入考场，拿着步话机指挥学员，几句指令就可以让学员顺利过关。这其中，教练是否被允许在场边甚至是跟车指导，就看与考官平常的“勾兑”情况了。
另据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一车管所，从学员信息录入、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关关“雁过拔毛”，所长受贿近300万元，临时工也贪污30万元……一个所有20多人“沦陷”。据河北省检察系统有关人士介绍，长期以来车管所内部比较封闭，缺乏外部监督，同时这一机构掌握着驾考监管、通过等权力，容易产生利益寻租。
3 斩断利益链，出路在改革
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驾驶员培训必须严格严谨，让学员充分掌握驾驶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试想，如果一个学员在学习培训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送“红包”、走后门的方式考取驾照，开车上路就可能是“马路杀手”。
有专家指出，从现实看，我国驾培行业的服务水平距离居民要求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多年来驾校数量和教练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各科目考试的场所限制，导致大量学员考试积压。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截至去年年底，深圳驾考积压达61.2万人，即便深圳所有驾校立即停止招生，消化这些考生，也需要2年时间。
“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由此滋生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上海律师施莉珏说。
作为提供服务的驾校来说，保证适当的利润，同时提供良好的服务，使驾校、教练、学员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是无可厚非的。从有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驾培费用统一由政府定价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在加强价格指导和监管的前提下，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使驾培价格趋于合理。“从国内外来看，驾驶员培训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重价轻质’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
在促进市场调节驾培费用的同时，政府要加大对驾培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从驾驶员培训到考试整个过程的监管，斩断利益链，增加透明度，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驾培行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可喜的是，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从体制机制和科技手段运用等方面开展改革试点，通过各种举措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今年4月，四川省绵阳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投入了社会化考场远程集中考试与监管平台，对驾考科目二考试进行远程监控，实现统一考试、集中管理，杜绝人为变更车载考试系统的各项数据，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公开。这是利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管的有效尝试。
浙江省金华市最近出台系列便民举措，其中便包括学员可以通过机动车驾驶人员考试互联网预约平台，自主预约考试。这套系统上线后，学员就掌握了自主权，只要完成培训学时，就可以自己在网页上预约。据了解，原来由驾校统一报名的考试模式，涉及车管所、驾校、教练、学员等多个环节，容易造成权力寻租，甚至滋生腐败。(本报记者 曹溢 通讯员 叶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