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曾试图拉拢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

　　本文摘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宫力，周敬青，张署 著，九州出版社，2012.3

　　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问题

　　高岗此时觉得要取得最高权力，还得争取实力派的支持。他认为全国六个大行政区，东北区和华东区已有把握。中南区、西南区的林彪、邓小平，举足轻重，应极力争取；陈云长期主管组织工作，建国后又管财经，也应拉拢。

　　高岗首先找到林彪。后来，又找到邓小平，企图拉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然后取而代之。但高岗错打了算盘。

　　邓小平原来与高岗接触不多。国家计委成立后，邓小平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同为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国家计委高岗开始打交道。面对高岗的拉拢，邓小平明确表示拒绝，并在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后来，邓小平于1980年3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 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 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 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 意。”

　　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警觉起来。这时，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也陆续向毛泽东反映了高、饶的一些非组织活动，由此，构成了反对高、饶非组织活动的转折点。

　　邓小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批评高、饶的宗派分裂活动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杭州休假，并研究宪法起草问题。根据过去的惯例，他向政治局提出在他离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其他同志都没有意见。唯独高岗坚持要轮流主持，以使刘少奇的地位降格。高岗还在私下四处活动，要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高岗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高、饶的非组织活动，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在这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继续帮助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作了报告，指出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会议批判了高、饶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非组织活动。他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 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 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 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 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 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 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 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 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 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 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

　　邓小平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之后，为了对证高、饶的非组织活动的事实，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中央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下开了7次。其中前4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第5次和第6次，由到会同志发言继续揭发；第7次由饶漱石发言，做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作了总结发言。座谈会取得重大进展后完满结束。

　　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在陈述了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之后，指出：“饶如果真想继续作 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 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这就是党的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 须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只有如此， 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两个座谈会的基础上，全党逐步统一了认识、提高了觉悟。

　　邓小平总结高、饶事件的教训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高、饶问题作了结论，并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邓小平强调：“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们特别应该警觉到的一点，就是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 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 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这种活动是直接违反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的，因此必然是反党 的。曾经有些同志在听到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反党言论之后，既不向党组织报告，也不要求他们把意见正式地提到党的组织中来，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自由主 义的态度必然有害于党的团结，而有利于反党分子的活动。”

　　邓小平还指出：“四中全会决议中说：‘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 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高岗、饶漱石这样的野心家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 独立性，而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 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够的现象就会为这些野心家所利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这些野心家不可能进行隐藏的反党活动。”

　　由于在反对高、饶宗派分裂活动中，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党内的地位再次上升。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央 组织部长，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1956年8月，邓小平又在党的八大期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由此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 体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