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忆邓小平：讲大白话但说一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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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高志凯（左三）任翻译。（资料图）

　　对高志凯的采访进行到72分钟时，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自己的羽绒服被座椅边上的钢管夹住了，记者想把衣角拉出来，结果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撞击声。坐在长桌另一侧的高志凯马上停下谈话，问道：“你的衣扣是不是掉了？”

　　这种惊人的听觉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我一共陪邓小平见了20多次外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之后，他赴联合国、拿耶鲁博士、做华尔街律师、进国际投行、任央企副总裁……对高志凯来说，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1992年1月开始，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22年后的1月，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起邓小平和中国改革时，仍深有感触：“他(邓小平)的政策，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岁的英语状元

　　高志凯父母都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1962年，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离上海很近。“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话。我9岁时，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又开始说苏州话。12岁上初一，开始学英语时，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这让他从小就对发音比较敏感。

　　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他住的县委大院里有个当海军军官的小阿哥，在军舰上午饭可以吃一个苹果，“这让我特别羡慕。我家4个孩子，一个苹果要切好几瓣，米饭拌酱油已经很可口了。”还有来自政治上的高压。“我家附近一面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有个小男孩放学时无意在上面画了一道，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当时听美国之音也是犯罪。”

　　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等不及了，现在就招。”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我数理化成绩很好，但老师说，你今年肯定考不上，不如报考英语专业，虽然也考不上，就当预习了。”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高志凯还是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1978年2月，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本科快毕业时，正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是研究生学位。“第一届是1979年至1980年，里面就有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第二、三届是同时录取的，1981年入学，第二届读一年，我是第三届，读两年。”每个同学由联合国支付6000美元的培训费，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高志凯被编入同声传译组，不仅学翻译，也学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程。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但不管个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时，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也很难发挥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很幸运。”

　　 在打字间里住了5年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一开始，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让你离开，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走，反反复复好几次。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有一次参加活动，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纪，照片都上报纸了！”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一级级上去，最高是邓小平。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里面有一张木板床，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吃完晚饭就开始干活，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然后做第二天的口译、笔译，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其实翻译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识面的问题。陪同领导人见外宾，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来访国家和代表团的情况，两国关系，来访者的背景，等等。”高志凯说。

　　198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访。除了北京的会谈之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还在外地与霍克会谈了3个晚上，共9个小时。中方在场的只有胡耀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澳方则是霍克、澳驻华大使及澳方翻译。本来做记录并不是翻译的本职工作，也不会有人来要，但高志凯的习惯是每次会谈都要做详细记录。会见完之后不久，胡耀邦对外交部说，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个小时里面说了，让外交部把那次记录整理出来，上报给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问到高志凯时，发现只要把他本子里的记录稍做整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