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满被指学术“剽窃” 与顾颉刚成仇敌
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在各种通信中，都对顾颉刚发难，并且多次称之为“鼻”。鲁迅为什么这么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
鲁迅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却为何对顾颉刚大称“红鼻”？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繁体字的“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
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红鼻”。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给许广平的信也有类似的说法，为什么这样称呼？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
不特此也：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
当事人顾颉刚似乎也莫名其妙，自以为鲁迅是受他人挑拨
而且，对顾颉刚的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
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这种说法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中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逢人就揭我的短。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
矛盾起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说”
胡文辉先生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1926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
而且在10年后的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再提及此事：“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
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我们不妨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中，提到鲁迅“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
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1936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造谣的人是“小人”；不过，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