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端端：“拾金索酬”不止让道义蒙羞

　　今年2月7日，从西安到铜川办事的李先生在一家面馆吃饭时，不慎将一个装有百万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证、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丢失。他张贴寻物启事后，当天就有人给他发短信说捡到了包，但因为报酬未谈拢，至今李先生仍未拿到自己的包。（5月17日华商网）

　　一场“拾金索酬”的拉锯战因为“酬金”谈不拢，导致失主“100多万元的工程合同、身份证、私章、价值近千元的玉石把件等”至今下落不明。虽然和拾包者有近200条的短信“谈判”，但拾包者的“任性”也让失主和警察毫无办法。

　　不得不说，近年来，由遗失物品引发的摩擦和纠纷屡见不鲜，“拾金求报”、“拾金索酬”的现象不时进入公众视线。拾金不昧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虽然有失主李先生“定酬谢”的告示，但拾包者“狮子大开口”的几近要挟、强迫的意味确实让人不耻。不仅不道德，而且有涉嫌敲诈的嫌疑，把一件本该属于“拾金不昧”的善举弄得变了味儿。

　　其实，拾金不昧与拾金索酬并不矛盾，对于该不该有偿归还，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9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捡到的遗失物应当返还给失主。拾遗者可以向失主索要“必要费用”，失主当然也可以主动支付一些酬金。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守，那就是自觉自愿，即失主是否多支付酬金，必须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拾遗者不可强制或变相强制。拾得人可以要求失主支付必要的保管、交还遗物当中产生的保管费、运输费等，如果向失主索要较高的赔偿费，轻者构成民法上的侵占，而遗失物价值较大时则构成侵占罪。对于拾得人无理索要高价的行为，失主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然而，不露面的拾包者的这种“钱我也不要了，包你也别要了”做法，无疑不太符合“拾金不昧”的主流传统价值观，而且有“侵占”、“敲诈”失主的嫌疑。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好的口碑和声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而在现代社会，真实而直接的“拾金索酬”则将利益诉求显性化。笔者认为，“拾金索酬”不止让道义蒙羞，更让法治“汗颜”。在依法治国的当下，如果拾包者强行索要财物那么就是敲诈勒索。可见，有偿归还和敲诈勒索也不过是一步之遥，当事人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度，以免索取报酬反而触犯法律。

　　事实上，“拾金索酬”应该是一堂法制课。捡到财物，向失主索酬可以，也情有可原，但不能过分，不能见利忘义，不能让“金钱”蒙住了心窍，丢掉了拾金不昧、不图回报的传统美德。其实，享受合理报酬是法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现。真正的道德应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不能光靠道德本身，制度力量也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要明晰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对“拾金索酬”等制定可操作性的规则，使之精细化、标准化，让“拾金索酬”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如此“拾金索酬”才会走出“坐地起价”的误区，才能更好地解决此类矛盾，激励更多的人做好事。当然，倘若拾得人执意拾金不昧不要报酬，那么更是对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尊重。

　　我们希望，李先生丢失的包能“完璧归赵”，有一个圆满的解决，但同时也应反思从法律角度厘清拾得者的权利边界，别让金钱成为道德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