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揭秘:马王堆汉墓挖掘始末(附照片)

24.10.2014  12:57


(题图为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李学勤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40周年。由于墓中出土了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载有先人智慧的帛书、保存完好的漆器、现代手工艺无法企及的丝织品……于“文革”特殊时期意外开挖的马王堆三座汉墓,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本月,集合历年国内马王堆帛书研究成果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56篇研究成果第一次集中展示墓中出土的所有帛书、帛画、简牍(包括残片、空白页等)。“似乎人人都知道‘马王堆’,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三个字更像一个符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尽管因马王堆考古而起的种种疑问与争论在全球学界从未停歇,更有多位学者提出要将“马王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但对于马王堆的发掘始末、考古所得,特别是帛书这样的重要发现,“学界以外的人了解得也许并不多”。

  “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在采访中,清华大学教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研究专家李学勤多次提到,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不仅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不是所有的墓都能做到这点”。

  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裘锡圭在采访中表示,马王堆汉墓帛书在文献学、文字学、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40多年来,许多参与马王堆现场考古与帛书整理的前辈已经故去,完整记录这段往事的深度报道几乎没有,以马王堆之名出版的书籍又在内容上多有出入。因此,本报记者前往长沙、北京、上海,实地探访了多位参与挖掘、整理、研究工作的老人,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以期还原马王堆艰苦而神秘的考古现场,并通过帛书研究专家的讲述,展现简帛上文字的不朽魅力。

  引子

  “请问湖南省博物馆怎么走?”烈日当空的长沙街头,几名游客快步走进工地旁一栋六层高的小楼,“我们按网上的地址找过来,发现这里在搞建设。

  把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儿就是省博,前年开始扩建,新博物馆预计要到2016年竣工。”这几句话,她一天能说上十多遍。在这栋湖南省博物馆(下简称“湘博”)工作人员的临时办公楼里,每天都有几十名游客来咨询。

  “那现在可以到哪里去看挖出来的老太婆?”游客问。

  “您是说千年女尸辛追夫人吗?她已经被保管起来,开新馆前不展览了。”工作人员说。

  对于这个回答,失望成了游客的统一表情。40多年来,民间流传的“有没有去过长沙的标准”是:去过湖南省博物馆吗?见过马王堆吗?看过老太婆吗?实际上,自1972年春天这位沉睡两千余年的“东方睡美人”再见天日以来,数以千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长沙,争相一睹芳容。

  差点被火化的“镇馆之宝

  “臭是臭得不得了!臭得半个月都洗不掉那个味道……”现年83岁的湘博研究员周世荣回忆起42年前的开棺时刻,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身子往后仰,一只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摇个不停,“但我当时心里很兴奋,这是腐烂的臭味,我就在想会不会还有两千多年的东西没烂完?

  “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周世荣记得,那天是1972年4月28日。下午,长沙汽车电器厂将三层棺吊出,运到了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室。墓中发现的一枚刻有“妾辛追”的印章,说明墓主人是名叫辛追的女性。当年的省革委会、省军区领导对馆领导说,“开棺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看一看。”晚上6点多,湘博工作人员将内棺从朱地彩绘棺中抬出,摆放在陈列室里。晚上8点多,省领导和电影厂的人到齐,准备正式开启内棺。

  领衔开棺的是从北京紧急抽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业务骨干王□(已故)、白荣金,已经忙了十多天的他们原本以为“能好好睡一觉”,不想刚吃了晚饭就得“执行任务”。

  打开50厘米宽、2米来长的内棺,白荣金最先看到的是发红的棺液。工作人员用吸管吸出一部分,装在三个大玻璃缸内,留下三分之二在棺中。揭开上面两层衣服后,一卷用9根丝带捆扎的丝织品浮出水面,这一般是用来包裹死者的。这些鲜艳的丝织品看上去成色如新,但用手一摸,却发现已然糟朽如泥。

  “我说领导都在那儿坐镇,咱们先看看里头有人没人吧。”白荣金说,由于在发掘时考古人员按照头朝北脚朝南的规矩,对死者的摆向定位做了标记,他提议就在头部的位置开一个口,“用最大的手术刀”。

  照相、绘图后,揭取工作开始,王□照着头部位置的丝织品切了个30厘米长的方块。由于浸在棺液中的丝织品很滑不易切取,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慢慢将这块烂泥状的方形丝织品托出,看到下面是头巾。已经满头大汗的王□停下来,稍作休息。“毕竟这是在两千年前的尸体上工作,压力很大。”白荣金说,“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几分钟后,王□又拿起刀片往下划,碰到一块质地较好的麻布后停了下来,他用手将死者头上盘的丝织物揭开,触到了脑门。白荣金说:“一摸是软的,知道不是骨头,挺高兴。但当时已经凌晨三四点,实在太疲劳就散了。

  第二天,考古人员把绑在尸身上的九道带子慢慢解开。王□提议,把尸身上的丝织品切成近10片30厘米边长的方块取走,既能保留下较大面积的丝织品作研究,又能让老太太尽快“面世”。“这老太太很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以后,还有人来给她哭。

  脱离丝织品的辛追露出真容:头上有头发,脑后用簪子别着一团假发,脸上有皮肤,眼睫毛、鼻毛尚存,左耳里鼓膜完好,手指、脚趾纹清晰,只是两个眼球鼓起来、舌头伸出,属于早期腐败现象。“我当时就讲,哦,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跟现代人没什么区别。”在开棺现场的湘博工作人员熊传薪说。

  工作人员找了大量棉絮、棉被里面的棉花,连托带扶一点点地把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的老太太“”到一张大台子上翻过身做检查。“我用手按她胳膊,皮肤还能恢复,很有弹性。”熊传薪说,“我跟人家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这具世界上最早真正以人工墓葬保护下来的软体古尸,后来被命名为“马王堆型古尸”。但就是这个奇迹,在“文革”时期却遭遇了“要不要保留”的尴尬:有人认为女尸属于文物范畴,至少是个重要的研究标本;有人认为这不是文物,而且有悖于推行火葬的大环境,甚至就在开棺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传来中央首长的指示,要把马王堆女尸送去火化。

  “如果要火化,你要把红头文件发下来,有红头文件我们照办。”熊传薪说,湘博当时顶着压力准备保留。为此,工作人员给老太太准备了个黑漆的木棺,上面没有棺盖,用类似纱窗的纱盖着暂存。当年的湘博讲解员游振群对这个装置印象深刻,因为时年17岁的她有天接到命令,“要我快去把老太太翘起来的脚按下去”。虽然怕得很,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我看到老太太的脚确实翘着,纱布都拱了起来,就和另一个小姑娘牵着手闭上眼,把那个脚使劲一压,赶紧跑了。

  幸而没争论几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指示,要对古尸赶快采取措施,妥善加以保护。湘博便请了湖南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副教授王鹏程制定保护计划。

  5月的长沙已然炎热,为防止尸体腐败,王鹏程决定打福尔马林保护尸体。从尸体手上血管注射失败后,他又试了几处,最后从大腿阴部的侧边注射成功了。“福尔马林可以打进去,她的关节还可以弯曲,皮肉组织保存得很好,跟新鲜尸体没多大区别。”白荣金说,后来他们准备了酒精、福尔马林、甘油,由他、熊传薪、王□、周世荣隔天给老太太打针,“针扎进去就跟扎橡皮一样,我们谁也没经历过,难得给这么个老太婆打针。

  王鹏程把用福尔马林、酒精、蒸馏水配置的保护液倒进简易木棺,老太太就泡在里面,上面用一块玻璃罩着,棺材周围堆满了冰块降温。

  当时每晚都有省里的领导们带着家属轮流来看老太太。因为温差,有机玻璃上蒙着水蒸气,有的人就要求揭开玻璃看。“他们被福尔马林呛得不行,泪流满面。”熊传薪说,“我们就说这老太太很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以后,还有人来给她哭。”周恩来批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

  在长沙,发现两千年前老太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言神乎其神。有人说老太太能坐起来,有人说她和郭沫若握了手,但讲的话只有郭沫若能听懂。其实那时郭沫若根本没来过长沙。

  1972年5月22日,湘博将老太太和其他一些文物临时对外展出。游振群记得,当时湘博的三间展厅,一间放文物,一间放模型、墓葬发掘现场的一些情况,二楼的一间陈列室放女尸。陈列室里只用一个围栏将女尸围起来,观众在围栏外参观。楼外安排了五六名馆里的壮丁,还设了碗口粗的木杆子拦人,每30人一批往里放。

  “当时的省革委说,长沙几十万人,半年就看完了。结果从早到晚,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像流水一样,每天有一万多人参观。”游振群说,门口有个大喇叭不停地放“观众同志们,请不要拥挤,请大家排队入场,看完以后迅速离开现场”。讲解员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6点,“根本没法讲解,就是治安维护员”。每次闭馆清场时,工作人员都会在展厅门口拾到鞋、手表、帽子、手套等,门外排队等候的观众还举着小红旗要求开放夜场。

  人多的时候,队伍要绵延到几公里外,闭馆前都排不到。有的观众为了看老太太,就找来木头、树、门板,扣在展览楼外两层打仗时用的铁丝网上,翻进馆里去看。还有的观众几个人合力爬围墙、爬窗。游振群记得,有个连胡子都白了的老头,晚上6点了还在挤,不料陈列馆一个玻璃门被挤垮把他砸伤了,她赶紧把流血不止的老头拉开,让他从侧门进去看了眼老太太,“老同志也不顾在流血,直说没什么疼,笑眯眯地走了。

  6月初,坊间谣传湘博要把老太太运去北京,工作人员只能每天架了高音喇叭,不断播音辟谣,客流却仍在增加。新华社记者将此情况以内参形式报告给国务院,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立即来长沙了解情况,回北京后将情况报告给分管文物局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知道后作出指示,要求保护好文物,暂停对外开放。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把内脏取出来尸体就不容易腐烂,建议对女尸进行解剖。周恩来迅速做出批示同意解剖,还提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

  接到指示的当晚,湘博工作人员悄悄将女尸转移到湖南医学院秘藏。这个历时不过十数日的疯狂展览,就这样被忽然喊停。

  后来参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专家,三分之二是研究马王堆女尸的。

  1972年底,来自全国各大医学院校的教授、专家云集长沙的湖南宾馆,花了两天时间召开女尸解剖座谈会,在不毁坏古尸形象保证展览的前提下,拟了几套方案。

  会议的瓶颈,出现在“谁来主刀”上。“文革”时期,主刀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万一没做好,“臭老九”极有可能要再加上罪名,老专家们为此都很犹豫。就在胶着阶段,忽然有人朗声说:“我来主刀如何?”听到这句,全场掌声雷动。却见主动请缨的这位,是湖南医学院病理解剖研究室一名三十出头的助教。“我心里想总是要有人去做的,而且解剖古尸前,我已经主刀过200多例解剖了。”40多年后,彭隆祥这样解释当年的自告奋勇。

  解剖定在12月14日,就在湘博一楼南面展厅,唯有有一定身份和级别的人才能入内。湖南医学院教授、彭隆祥的老师曹美鸿把老太太的头发、假发取下后,锯开脑颅,打开头盖骨后按脑膜,发现外形完整,但脑组织已经成了豆腐渣的形状。将脑膜取出后,曹美鸿为辛追缝上头颅,彭隆祥准备解剖。

  彭隆祥举起手术刀,在辛追的胸部划下去。打开以后,在场的人都很惊喜——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尸体里不仅内脏完整,而且还都在原位。通过进一步检查,解剖人员判定辛追患有胆结石、心脑血管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还在她的胃、肠道和食管里发现了138粒半甜瓜子。“可见她死于瓜果成熟的夏季,而且食物还存留在胃里,说明她是吃了甜瓜后两三个小时内死亡的。”彭隆祥说,胆结石卡在胆管出口容易引起胆绞痛产生神经反射,反射心脏的血管痉挛收缩后引发缺血及心律紊乱,“老太太可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彭隆祥说,解剖后对古尸的研究,可能为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据他了解,邀请参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专家三分之二是研究马王堆女尸的,“所以反过头来再想,当时领导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问题,可能也想到要古为今用”。

  为了老太太,省长批示“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保障省博用电”。

  完成解剖后,周恩来批示要建亚洲一流的博物馆保护古尸。现任湘博副馆长的李建毛记得,这个1973年开建的库房被命名为“7301”工程,获批中央财政拨款250万。考虑到地下环境恒定,便设计了地下一层展厅供女尸展出。为了模拟马王堆墓葬环境,施工队在负一层展厅下方挖了个大坑,把盛放老太太的棺材放在里面,在辛追的完整尸体旁,放着她的内脏,用厚玻璃罩封盖,让游客从二楼俯看参观。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尸,周总理还特批了两台空调:一台中央空调总体控温,另一台小空调就放在老太太“房里”保障恒温恒湿。“当时,很多人都没见过空调,有的连‘空调’两个字都没听说过。”李建毛说,这两台空调日夜运作,即使在夏天,人们也得穿了外套进去。2003年搬入新馆后,老太太“住所”的空调也是24小时开放。前几年夏天湖南停电限电时,长沙市电力局通知湘博做好准备,湘博将情况汇报到省里,“结果就为了老太太,省长批示‘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保障省博用电’”。

  游振群记得,1974年库房竣工后,展览并没有对社会全面开放,每天大门紧闭,接待任务都要事先联系。“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批,而且对外宾展览很多。”她做讲解员时,就陪同过来自欧洲、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保密外宾,还为邓颖超陪同缅甸总统吴奈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陪同尼泊尔首相做过讲解。

  到了1976年,外界要求恢复展览的呼声越来越高,湘博正式对外开馆。门票从一开始的2分、5分,逐渐涨到1角、2角、5角,再后来是1元、5元,最高时是10元,对外宾是20元封顶。

  “老太太你搬新家,还是要支持,这是一个好事情。

  2002年,新的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展陈装饰完毕,大部分展品开始布展。“那时候,老太太能不能从老馆搬到新馆是一个大问题,得不到专家的认可没人敢动。”游振群说,经省政府协调,省文物局、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省博物馆一起开会讨论,确定文物资源、古尸的日常管理保管由湘博负责,技术层面由湘雅医学院负责,并发文组成专家组,组长是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罗学港。

  会后,罗学港带领专家组成员对女尸进行了全方位检查,认为情况很好可以搬迁。随后,湘博工作人员消毒、清扫、整理地下室展厅,准备在2003年1月15日实施搬迁,这是马王堆女尸出土陈列后的首次迁移。游振群记得,当时地下室女尸陈列厅的门总是坏,后勤保障部主任彭卓群对女尸说,老太太你搬新家,还是要支持,这是一个好事情。他说了以后,门就好了。“在迁入新馆过程中,我们亲历了好几件奇事,这让我觉得我们必须尊敬这个‘镇馆之宝’,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2008年,湘博实施免费开放,观众通过官网预约或排队凭身份证取票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馆。“每天队伍都很长,特别是节假日人更多,所以2009年就考虑扩建了。”李建毛说,2012年6月18日正式暂停对外开放,从2013年起湘博开始文物转移。自今年3月起至7月底,湘江新区规划展示馆和湘博联合举办“马王堆汉墓文物精品展”,遴选了包括国家一级文物T形帛画等在内的50余件(套)漆器、丝织品、帛书进行展览。

  用文物保护的文物

  长沙新区规划展示馆位于湘江的西边,距离湘博约一小时车程。马王堆汉墓文物精品展(至发稿时,该展已撤展)位于一楼展厅,呈“”字型布展。“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这幅T型帛画,当年是盖在辛追夫人第四层棺顶上的。”见有游客来参观,义务讲解员方小琴快步迎上来。她自我介绍是位发挥余热的退休人员,两年前因为“湘博是长沙人的骄傲”考入湘博志愿者队。“通过这幅画,您就能了解辛追夫人长什么样了。

  在这幅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T字型绘有彩色图案的丝绸中间位置,以写实手法画着一位拄拐杖衣着雍容的老妇,面向西方,背微驼曲,体态丰满。她的面前,两名家臣正跪献某物,身后跟着三名侍女(见封面照片)。

  这块图案在T型帛画中,对应的是人间部分。在此之上,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国:画面右侧是9个太阳在巨大的树枝间照耀,最大的太阳中站着一只乌鸦。方小琴介绍,据专家考证,这是先民对太阳黑子运动的记录。画面左侧是绘有神兔和蟾蜍的月亮。在太阳与月亮之间,画着一位人首蛇身的女子,代表传说中的创世主女娲(一说为《山海经》中提及的山神烛龙)。在人间部分之下,则是地狱部分: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双脚踩在神话中的鳌鱼身上,用头和双手顶起人间的地面。

  在墓中出土的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上,这幅T型帛画被称为“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汉代人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真是让人惊讶。

  熊传薪记得,见到这幅帛画时考古人员都很兴奋,因为此前谁都没见过帛画,而且这幅画内容丰富,保存完整。但欣喜之余,如何完整提取这幅帛画成了头疼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大家决定让对丝织品保护颇有经验的王□用手去提帛画,测试纤维保存情况。当发现帛画还有韧性时,白荣金找了根2.6米长的竹签,用随身带的刀、锉、剪刀削薄后,铺上宣纸,从T型上部宽的那端帛画底下慢慢插进去。然后,再用一根细棍卷上宣纸,一点点地粘在提起来的帛画背面,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幅帛画托到宣纸上。之后,再用薄膜将帛画封起来运回湘博。“考古没有现成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白荣金说。

  参与修复的原上海博物馆员工戴永吉说,当他看到帛画时,脆裂的地方都碎成了小块。他记得月亮处有个蟾蜍,碎成将近一百多块,都得用薄薄的小镊子和小铲子把粘在一起的帛画残片慢慢打开,然后用小刷子将它们弄平。据他分析,这幅帛画是用扁丝绢紧密编织而成,经纬线粗细一样,“现在有些工艺都不一定达到那个程度”。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国鉴,第一个临摹复制了这幅帛画。复制时,他先在宣纸上把帛画内容描下来,打好草稿后把两块绢上下拼合放在宣纸上,借着灯光描。“汉代人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真是让人惊讶。”他说,帛画的线描功夫非常纯熟,用线讲究。仅仅为完成这幅画的线描,他就用了两个半月。描好后,他再用不会掉色的国画颜料根据照片调色,“如果怕有色差就去看一下帛画”。在最后的做旧环节,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把花青、赭石和墨汁三样颜料分别泡到水里,按照一定比例与水调和,拿灯光判断出浓淡程度,刷在复制的帛画上。刷一遍,晾干之后,再按画面深浅程度分别复刷,“用了大半天”。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100余件,“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同时展出的还有数件眉眼清秀、形态各异的木俑,或垂手站立,或翩然起舞,或成组奏乐。方小琴说,这些木俑多是在辛追墓椁室的北边厢中出土的。周世荣记得,发掘时在这些木俑的对面,还放有漆几、漆屏风、绣枕、香囊及梳妆用的漆奁、盛放食器的漆案及酒具等,俨然是歌舞宴饮的场面。“这表明,这些俑正是墓主人生前奴婢的化身。”他说,在商和西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中,“人殉”现象十分普遍,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俑的发明与推广才逐步替代了活人殉葬。“在马王堆三座汉墓中,总共出土各类木俑近300个。

  尽管歌俑身着的衣物出土时已然有些褴褛,但马王堆汉墓无疑是丝织品王国。陈国安清楚地记得,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100余件,囊括一年四季的袍服。尤其是在辛追墓井椁中出土竹笥里,14件衣服中有11件相当完整,“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陈国安说,由于历经两千多年地下水的浸泡,竹笥的衣服含水量高,直接提取容易损坏衣物。他们在王□等专家的建议下,在湘博陈列室的地上铺了个大夹板,上面铺一层干净的布,将竹笥里的衣服整叠置于其上,待稍微阴干后,再用比较软和的纸慢慢将其卷成筒,尽量扩大手与织物的接触面,按折叠的衣纹逐个展开,放在平整的五夹板上。“衣服打开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刺绣纹饰和服饰色彩就像新的一样,两千多年没有见过光,所以色彩保存得非常好。

  说到这批衣物的保存,陈国安称之为“用文物来保护文物”。原来,垫在衣物下的衬板是用故宫博物院特拨的苏州丝绸制作,“这些丝绸以前都是进贡给皇上的”。每件衣物都用一个按衣服尺寸制作的大木盒装着,“为了尽量减小对衣物的损伤,衣服的袖子只折两道”。

  陈国安说,装衣服的木盒是由王□设计的。用的是可以防虫的樟树板,表面涂一层密封性好的植物漆,时间长也不易发生化学变化。盒子边角还放了麝香草酚等防霉、防虫的药物。在盒子表层,工作人员用涤纶薄膜做了个罩子,既便于展示、研究,也可以防止人们说话时口水溅到衣服上。王□还设计了专门放衣物木盒的格子柜置于库房,通过抽拉活动架子,保管员可以检查衣服的保存情况。

  “最可惜的是,一些衣物在1983年时遭到了人为破坏。”陈国安记得,偷盗者是个17岁的学生,一天晚上翻窗进了陈列室偷了许多衣物,包括国家一级文物素纱襌衣。这件身长1.28米、通袖长1.9米的素纱面料成衣,仅重49克,真正是“薄如蝉翼”,上海、北京的几家纺织厂都无法复制这样的工艺。“他母亲是学法律的,知道儿子肯定闯了大祸,就把素纱襌衣卷成一包,丢在长沙市五一路邮局寄包裹的台子上面,后来是邮局通知我们拿回去的。”陈国安说,还有一部分文物被丢放在湘博旁的烈士公园附近,损坏了好多件。据他了解,这个男孩被判了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

  “稀里糊涂把东西拿上来那不叫考古。

  在木俑和丝织品展柜旁的,是占全展约四分之一比例的漆器。漆器是辛追墓中最值钱的陪葬品。战国时期至西汉,是髹漆业的“黄金时代”。漆器制作工序繁复,价格昂贵,不是平常百姓可以享用之物。到了汉文帝时期,推行薄葬,规定不得在棺椁中放置金银铜器,马王堆中除了铜镜等一些小铜器外,确实没有出土金银器物,但500多件漆器仍足以显示辛追一家的显赫富贵。“在汉初,一件漆器的价钱是铜器的10倍。”周世荣说。

  当年负责辛追墓墓葬绘图、编号和拍照的周世荣,至今记得这些价值连城陪葬品的发掘过程。当几名壮汉合力揭开辛追墓的巨大椁板时,看到呈井字形椁室的四个边厢里已经浸了一米左右深的地下水,木俑、漆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水里。“按照考古程序,我先给每件器物绘图、编号,记录各种东西摆放的位置和秩序,以便事后研究陪葬品的数量和摆放的顺序,以及古人的礼制。”编完号的物件才可以提取,不过都得请有经验的老师傅出马。这些老师傅多数是当地的“土夫子”,就是解放前以盗墓为生的一批人,解放后陆续被吸纳到专业考古队。

  熊传薪记得,在这些“土夫子”中,1953年进入湘博的任全生(已故)出力最多,他身材高大,手臂长,技术好,凡是比较难拿的东西大多由他来拿。边厢里水位以上的部分还有70厘米,任全生首先把最大的北边厢中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取出来。“提取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很需要技巧,要托着底部慢慢拿。而且,人不能到边厢里去,会踩坏器物,只能趴在旁边弯着腰下去取。”熊传薪说,任全生取得差不多时,考古人员借来抽水机慢慢排水,“如果排水太快会导致器物移动,稀里糊涂把东西拿上来那不叫考古。

  清理完北边厢后是长条形的东边厢,1.44米高的边厢里堆满器物,主要是漆器和木器。根据周世荣的绘图,器物的摆放分了四层。最上面那层主要靠人趴在井字形棺椁中间部位的椁板上取,取到第二层时怕取物的人栽下去,就在他腰上系条澡巾,由另一位老师傅双手用力拉住,一件件往上取。“马王堆汉墓边厢出土的东西大概有一千多件,几乎每一件都是由这些老师傅小心翼翼,亲手取上来的。”熊传薪说,尤其发掘到后来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提取文物不得不改为“夜战”,更是疲劳危险至极。

  老师傅提取文物时,其他考古人员在边上排成队,东西取出来后就一个传一个地把东西递到固定摆放点。如果是易损文物,考古专家就自己亲自送过去。由于担心文物遭到外界条件影响发生褪色等情况,送达摆放点的文物都被盖上了草纸。

  在现场的湘博工作人员欧金林记得,在摆放点的考古人员负责用皮纸把文物包好放到箱子里,每个箱子都要登记,而后交给馆里的女讲解员,她们一前两后坐上车,“每人手上抱一件东西,一次就送三件”,到了馆里再按登记表签字验收。

  无声无息中现世界奇迹

  从湘博出发,约20分钟车程就到了现坐落于马王堆医院内的马王堆汉墓遗址。在大门口,慕名而来的游客向一位穿病号服的老先生问路,老人甩手一指:“往里走500米,左手边就是马王堆。

  “深挖洞”的意外发现。

  循着老人的指引前往,很快见到一块写着“汉墓墓址由此去”的指示牌,指向一座高不过数十米的土堆山。顺石阶而上到达山顶,只见几个老头老太正在锻炼身体,他们身后是写有“一号墓址马王堆汉墓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这里就是一号墓?”游客问。

  “是啊,一号墓、二号墓挖出来没多久就被填平了。”一位在扭腰的老太说,她今年70岁,出生以来一直住在马王堆附近。她记得,“文革”前这里是省干部疗养院,“文革”时疗养院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温床,就把它“砸乱”了。而后从黑龙江哈尔滨把366医院迁到这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墓”。

  1971年12月,366医院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可以点燃的呛人气体。这件怪事像个烫手山芋般在各局委之间被“踢皮球”,直到几天后的傍晚,消息才转到湘博。

  “我们的老师傅一听就明白,这是个‘火洞子’。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熊传薪说,那是1971年12月底的一天,因为天气太冷,原本要去挖防空洞的他留在传达室烤火聊天。忽然,馆里唯一的电话响了,一名老师傅接了起来。对方问:“是省博物馆吗?”老师傅答:“对,请问你有什么事?”对方说:“转告你们领导,马王堆挖防空洞发现了‘鬼火’,你们快派人去看一看。”老师傅挂机后马上去了办公室,报告给时任湘博革委会副主任的侯良。

  第二天,包括熊传薪在内的七名湘博工作人员带着锄头和手电筒,顶着寒风直奔马王堆。

  只见防空洞是从东边土堆挖进去的,近30米的时候发现洞内两边的土质一直是第四纪红色网纹土,到了28米处土质明显变成一种经人工加工后的土壤。一名民工说,挖这段土的时候感觉土质特别疏松,钢筋插进土里再拔出来就冒出一股气,他休息抽烟时,火柴遇上洞内冒出的气就燃起来了。

  “我们的老师傅一听就明白,这是个‘火洞子’。”熊传薪说,“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考古学上火坑墓的俗称。由于墓里物质腐烂后产生的气体,通过白膏泥、木炭层从小洞里冒出来,与火苗接触后就可以燃烧,“通常‘火洞子’墓都没有被盗过,对‘十墓九空’的长沙来说非常罕见”。

  从东西向的防空洞出来,熊传薪们走进另一条与之交汇的南北向防空洞勘探。回到防空洞外,他们目测了两条防空洞间的距离、高度,得出结论的是,“这个土堆埋有两座墓”。

  回到湘博,馆领导立即向军区汇报,为了不使墓葬继续遭到破坏,希望医院立即停止挖掘防空洞。同时,湘博联系了远在北京筹备出国文物展的馆员高至喜,请他尽快报告国家文物局,等待进一步挖掘指示。

  “我是在故宫武英殿接到电话的。”髙至喜回忆,当天下午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正好去查看展览筹备情况,高至喜在陪同期间就向他汇报了。“那时手续不严格,他说可以挖,我就打电话告诉湘博王冶秋同意了。

  于是,湘博很快做了预算:买100把锄头、100条扁担、棕绳、防潮纸、胶卷、包装材料等,以及适当的补助费、民工工资费,加起来1万2千块钱。报上去后,省领导回复“搞‘文化大革命’哪里有钱”,只批了6000元。

  熊传薪记得,1972年1月16日早上7点多,10多名湘博工作人员到馆里集合,每人扛一条扁担、一担簸箕整队前往。走在前面的人,手上举一面旗子,走在大街上唱语录歌。早上9:30,他们和20多个招来的民工聚集到马王堆汉墓,在寒风中开工。“没有开幕仪式,没有鞭炮剪彩,没有领导讲话,这么重大的考古发掘,就是在无声无息中开始的。

  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土方量有一万多立方米。

  挖掘的第一步是挖土和挑土。“一天最多能挑多少土?16000多斤!”当时在现场的欧金林说,有一天他每倒一担土,就摘一片竹叶放到口袋里。收工后数了一下,一共207片。按照每担土80多斤计算,207担就是16000多斤。

  欧金林说,考古人员和民工每天从早上8点半干到下午5点半收工,上午休息20分钟,下午休息20分钟,中午吃饭休息1小时,“馆里给了我个哨子,休息的时候就吹几下”。

  清理完封土堆,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墓南北长19.5米,东西长17.8米,深20.5米,是大型古代墓葬。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估计土方量大概有一万多立方米。按照现有的人力,不知要挖到何年何月。如果要请民工,一来打报告报批很麻烦,二来需要钱,湘博只好另谋出路,向社会求援。“社会上只有往高中生或大专生方面去想,一是他们年轻,二是学生好奇,三是不要花很多钱,只要管顿饭就行。”熊传薪说,湘博当即联系了大概十几所大学、中学,并让馆里讲解员轮流到学校放映“仇满万人坑”、“赵劳柱家史”两个典型制作的幻灯片作为回报。

  到了2月,长沙的雨季开始了,挖土工作愈发艰难。考虑到雨后容易塌方,工期变得更紧。熊传薪回忆,当时只有大雨天不挖掘,中雨小雨都不停工。大雨过后的两天特别难挖,人们必须先把积在坑里的水一担担挑上去,等泥土干一点了才能继续挖,地面很滑容易跌跤,就撒了炉渣防滑。“条件虽然差,但大家斗志挺高,因为知道‘火洞子’里有很多器物,总不会白费劳动。

  与此同时,马王堆发掘的消息逐渐为人所知,从市里来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有骑单车的,有抱小孩的,像赶集一样。”扭腰的老太说,她曾和邻里的小伙伴一起去围观,“但我们去得晚了,那时墓坑已经被围起来,不让外人进去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

  4月上旬,清理完墓坑内填土的人们挖到了一种粘糊糊的泥土。傅举有说,这种粘土俗名叫“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据说有很好的密封性。棺椁盖顶上的白膏泥厚度有四五十厘米,底部的也有20多厘米,棺椁两边的达1.2米。

  白膏泥之下,是看起来好像刚出炉的木炭,古人用来防潮。这些木炭整整装满了4卡车,超过5000公斤。考古人员拿了一部分木炭煮饭,火力很旺盛。扭腰的老太说,当年隔壁邻居去得早,捡了几块木炭回来,“好多人都捡,听说能治病”。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

  待清理完木炭后,人们看清了墓坑底部摆放的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椁室。当时无论是湘博的考古人员,还是北京来支援的专家,都没有见过如此完好的木椁墓。在外椁顶上覆盖了26张两边横盖、中间直盖的竹席,角落上写有“”字。起初,这些竹席的颜色跟现在的新竹席成色一样青,当考古人员把覆于其上的木炭和白膏泥清理后,竹席就变成褐色了。

  4月13日取完竹席,准备打开棺椁。考古人员先把椁的四个边框敲了,再用2米多长的粗钢棍插入椁板缝隙。“第一层椁板有5块,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敲开一块。”熊传薪说,揭完第一层椁板发现第二层又是一个结构,以同样的办法撬取,“最后发现一共有四层,第四层就是椁室盖板。”这时刚从被下放的江永县调回湘博的周世荣记得,这些椁板最大的一块长4.84米,宽1.52米,自重很重,又是湿的,重达1500公斤,最后全靠长沙汽车电器厂义务搬走。

  打开椁板后,是形状像汉字“”的井椁。井椁中间是全用卯榫拼接四层套棺。最外面是没有丝毫装饰的黑漆素棺;第二层是黑地彩绘漆棺,在黑色的底面上用朱、白、黄、绿等多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其间穿插着111个怪兽、神仙;第三层是朱地彩绘漆棺,红色的棺面上用绿、褐、黄等颜色绘着6条龙、3只虎、3头鹿、1尾凤和1个仙人。最里面的内棺涂满黑漆,外面用帛和绣锦装饰。“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有人说这有‘升天’的寓意。”周世荣说。

  井椁北面的头厢最大,象征着辛追豪华的客厅。东、西、南三面的边厢象征辛追家奴婢工作的地方和储放衣物、粮食等的仓库,大多保存完好。“我们打开东边厢一个漆鼎的盖子后,都惊呆了。”周世荣说,盛水的漆鼎中漂着一层藕片,当考古人员提取出来准备让他画画时,因为晃了几下,漆鼎里的藕片就剩下几片了。等放到汽车上送走时,藕片没有了,变成了一盒汤,“幸好之前王□拍下来了”。周世荣说,后来有地震局的专家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说明长沙至少两千一百多年来没发生过地震。“挖二、三号汉墓是周总理提出来的。

  在一些随葬器物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印有“轪侯家丞”或“轪侯家”字样的封泥,人们因此对墓主人身份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轪侯家墓,有人认为这是轪侯家送给墓主人的物件。

  事实上,关于马王堆究竟是谁的墓葬,有着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是根据《湖南通志》记载认为,这是五代时期后唐楚王马殷家的墓,故称“马王堆”。但早在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带队考察时就已摈弃这种提法,因为从形制上判断,这是个汉墓。而且,在挖掘马王堆的过程中,熊

  传薪发现原来366医院的门牌是“马鞍堆2号”。他揣摩可能因为这片土堆远看像马鞍,所以叫“马鞍堆”,而“”字在长沙话中与“”字发音相近,“马鞍堆”逐渐传成了“马王堆”。

  另一个传说,是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这是西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国诸侯王刘发母亲及其侍女的墓葬,即“双女坟”。白荣金记得,发现“轪侯”印章后,他就回湘博后把《汉书》和《史记》找出来翻看,当天就在诸侯年表里找到了轪侯。“我就确认这片墓是轪侯家的。

  “为什么要发掘二、三号汉墓?是因为周总理在审查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纪录片的时候,就讲旁边这个墓是不是也把它挖了,挖二、三号汉墓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高至喜说,由于当时三号墓已经暴露,所以考古队决定先挖掘三号墓。“王□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

  如今,三号墓坑是马王堆中唯一供参观的墓坑。硕大的水泥墓坑,坑里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个位置,40年前曾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参与三号墓挖掘的傅举有说,较之一号墓发掘的无声无息,三号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备受重视。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批准了湖南省革委会呈送的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报告,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指定湖南省委副书记李振军为组长,副组长是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家驷。

  时任领导小组业务组组长的高至喜记得,由于不腐女尸辛追的出土,人们对三号墓再现不腐古尸报以很大期望。鉴于湘雅医学院提出要买一个10万元的高压氧舱保存可能发现的尸体,最后总预算做了约20多万,“报上去都批了”。

  1973年11月19日,三号墓挖掘正式启动。“搞了个开幕式,宣布‘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开始!’”傅举有记得,当时民工、学生、工程兵分三班进行发掘,8小时一班,夜不停工。

  高至喜说,人们对三号墓充满期待还有个原因,“想看看一号墓的不朽之谜是不是能在三号墓中找到答案”。

  辛追墓留下的遗憾之一,是没有收集到意外发现时漏出的可燃性气体。因为当时湘博人员到现场时,气体已泄露几天,尽管侯良借了个小氧气袋想灌气体,但气体很少,难以取样研究。

  “当时我的具体任务,就是落实怎样在开棺以前,在密封条件下把三号墓棺材里的气体抽出来。”参与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的陈慰民回忆。可惜的是,当考古队挖到墓葬东南角时,发现在角边大概30厘米宽、1米多长的地方没有白膏泥,导致棺椁密封不严,严重渗水。这么一来,收集到的气体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一号墓挖掘的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在开棺前采集棺液,使马王堆女尸的不朽成为谜团。当研究人员准备用真空泵提取三号墓棺液时,却发现棺材已经裂开,棺中只剩遗骸。“但王□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在现场的陈国安说,“后来,他用化学试纸测试了PH值,我记得好像是7。”“在这个墓里出土的帛书,它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虽然没有出土古尸,但三号墓有意想不到的补偿。”高至喜伸出大拇指说,“在这个墓里出土的帛书,它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高至喜至今记得,帛书被放置在三号墓井椁东边厢靠中间的位置。“装帛书的黑色漆器盒比较重,任全生拿盒子的时候差点脱手。如果掉下去就完了!”高至喜说,打开盒子拍照时,考古队员只看到上面一层放着丝织品,还不知道下层装有帛书。

  负责清理这个漆器盒的熊传薪记得,盒子分为五格,靠边的一格装有竹简,大方格里有一堆折叠的丝织品,“反面看去有书写的字,丝织品的质地像豆腐一样,好看不好拿”。

  这是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帛书,由于湘博没有条件整理,很快就将帛书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经过整理发现,这批帛书达50余种,逾10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

  除了帛书,三号墓的陪葬品中还有大量兵器,另有一张被后人称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黏贴于井椁西侧的内椁板之上,在装有帛书的漆器盒中还发现了地形图、驻军图。在三号墓“非衣”的人间部分,同样绘有墓主人的形象:一名头戴刘氏冠、身着红袍、腰间配长剑的年轻男子。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可能曾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

  通过三号墓主人遗骸的测定,考古人员推断他死时刚过而立之年。有史学家据此推断,墓主人可能死于西汉早年长沙国与南越国的交战时期。

  “二号墓挖出三枚印章,就挖出马王堆汉墓的眼睛了。

  由于在三号墓中没有找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考古人员把希望寄托在距离一号墓西壁仅23米的二号墓。1973年12月18日,二号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傅举有记得,挖掘不久就接连发现了几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中有个唐代的瓷碗,说明早在唐代,二号墓就被盗贼光顾了。在解放初期,这里还被当地农民盗过一次。只留下烂了的棺椁,以及与泥水混在一起的三层椁底板。

  “对二号墓发掘一般是轻描淡写地讲一下,其实二号墓是最艰难的。当时天很冷,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和我们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干活。”熊传薪说,在原本定好要出墓的那天,长沙飘雪,墓坑里白茫茫的,湘博领导却敦促大家加紧清理。傅举有说,这是因为等冰雪化了墓容易垮,以前考古界发生过好几次墓坑垮塌把人埋在里头的事。

  三层椁底板起吊后,考古人员便在泥水中摸索。高至喜记得,忽然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在墓坑北端的淤泥里摸到两个印章,一个刻着“利苍”,一个刻着“轪侯之印”。

  白荣金说,出土的这两方印章,不仅解决了二号墓主人的身份问题,还解决了不同史料记载的正误问题。原来,他在此前查阅轪侯家族史料时,发现司马迁的《史记》里写的是“利仓”,班固的《汉书》写的是“黎朱苍”,通过私印,可以确准轪侯姓名的正确写法。

  高至喜当时提出,墓坑里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官印。据《史记》和《汉书》记载,第一代轪侯利苍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受封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地轪侯国在今湖北浠水(另一说在今河南光山县与罗山县之间),鉴于西汉诸王列侯有“不就国”的习惯,利苍就生活并埋葬在长沙。高至喜当即建议,把椁底板下的淤泥全运回馆里,让老师傅用筛子筛,“长沙丞相”的龟钮铜印就这样被筛出来了。

  “二号墓挖出三枚印章,就挖出马王堆汉墓的眼睛了。”高至喜说,通过印章和三座墓葬的形制规划可以判断出,二号墓主人是利苍,一号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辛追,三号墓主人应该是利苍的儿子,但究竟是利苍的哪个儿子,考古界尚无定论。

  除了三号墓主人身份存疑,考古人员对如此厚葬的轪侯家族也产生了疑问。根据刘邦对141个功臣分封侯爵的排名,轪侯利苍名列第120位,是个仅有700户的小诸侯,在当时贫穷的长沙一带,为何墓葬可以如此富有?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利苍儿子利豨死后,他的儿子、第三代轪侯离开了长沙,到汉朝首都长安做官。第四代轪侯担任过武官,因擅自调兵被判死刑,后被赦免贬为庶民。轪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

  对于不腐女尸辛追的生平,尽管近年来被翻拍成电视剧、编写成小说,但这些都只是人们的推测。这名在史书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女子,在两千多年后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由于一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了二号墓和三号墓的封土,可见她的埋葬时间比丈夫和儿子都晚些。根据史料记载的利苍死期推算,他过世时辛追还不到30岁。

  多少年来,关于马王堆汉墓的争论始终在继续。“有些问题也许能在未来得到破解,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高至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