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大揭秘：马王堆汉墓挖掘始末（附照片）
（题图为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
“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李学勤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40周年。由于墓中出土了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载有先人智慧的帛书、保存完好的漆器、现代手工艺无法企及的丝织品……于“文革”特殊时期意外开挖的马王堆三座汉墓，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本月，集合历年国内马王堆帛书研究成果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56篇研究成果第一次集中展示墓中出土的所有帛书、帛画、简牍（包括残片、空白页等）。“似乎人人都知道‘马王堆’，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三个字更像一个符号。”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尽管因马王堆考古而起的种种疑问与争论在全球学界从未停歇，更有多位学者提出要将“马王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但对于马王堆的发掘始末、考古所得，特别是帛书这样的重要发现，“学界以外的人了解得也许并不多”。
“发掘墓葬的重大意义，体现在通过对它的整理和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历史上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就是这样一种发现。”在采访中，清华大学教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研究专家李学勤多次提到，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不仅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不是所有的墓都能做到这点”。
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裘锡圭在采访中表示，马王堆汉墓帛书在文献学、文字学、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40多年来，许多参与马王堆现场考古与帛书整理的前辈已经故去，完整记录这段往事的深度报道几乎没有，以马王堆之名出版的书籍又在内容上多有出入。因此，本报记者前往长沙、北京、上海，实地探访了多位参与挖掘、整理、研究工作的老人，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以期还原马王堆艰苦而神秘的考古现场，并通过帛书研究专家的讲述，展现简帛上文字的不朽魅力。
引子
“请问湖南省博物馆怎么走？”烈日当空的长沙街头，几名游客快步走进工地旁一栋六层高的小楼，“我们按网上的地址找过来，发现这里在搞建设。”
把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儿就是省博，前年开始扩建，新博物馆预计要到2016年竣工。”这几句话，她一天能说上十多遍。在这栋湖南省博物馆（下简称“湘博”）工作人员的临时办公楼里，每天都有几十名游客来咨询。
“那现在可以到哪里去看挖出来的老太婆？”游客问。
“您是说千年女尸辛追夫人吗？她已经被保管起来，开新馆前不展览了。”工作人员说。
对于这个回答，失望成了游客的统一表情。40多年来，民间流传的“有没有去过长沙的标准”是：去过湖南省博物馆吗？见过马王堆吗？看过老太婆吗？实际上，自1972年春天这位沉睡两千余年的“东方睡美人”再见天日以来，数以千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长沙，争相一睹芳容。
差点被火化的“镇馆之宝”
“臭是臭得不得了！臭得半个月都洗不掉那个味道……”现年83岁的湘博研究员周世荣回忆起42年前的开棺时刻，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身子往后仰，一只手捂住鼻子，另一只手摇个不停，“但我当时心里很兴奋，这是腐烂的臭味，我就在想会不会还有两千多年的东西没烂完？”
“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周世荣记得，那天是1972年4月28日。下午，长沙汽车电器厂将三层棺吊出，运到了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室。墓中发现的一枚刻有“妾辛追”的印章，说明墓主人是名叫辛追的女性。当年的省革委会、省军区领导对馆领导说，“开棺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看一看。”晚上6点多，湘博工作人员将内棺从朱地彩绘棺中抬出，摆放在陈列室里。晚上8点多，省领导和电影厂的人到齐，准备正式开启内棺。
领衔开棺的是从北京紧急抽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业务骨干王□（已故）、白荣金，已经忙了十多天的他们原本以为“能好好睡一觉”，不想刚吃了晚饭就得“执行任务”。
打开50厘米宽、2米来长的内棺，白荣金最先看到的是发红的棺液。工作人员用吸管吸出一部分，装在三个大玻璃缸内，留下三分之二在棺中。揭开上面两层衣服后，一卷用9根丝带捆扎的丝织品浮出水面，这一般是用来包裹死者的。这些鲜艳的丝织品看上去成色如新，但用手一摸，却发现已然糟朽如泥。
“我说领导都在那儿坐镇，咱们先看看里头有人没人吧。”白荣金说，由于在发掘时考古人员按照头朝北脚朝南的规矩，对死者的摆向定位做了标记，他提议就在头部的位置开一个口，“用最大的手术刀”。
照相、绘图后，揭取工作开始，王□照着头部位置的丝织品切了个30厘米长的方块。由于浸在棺液中的丝织品很滑不易切取，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慢慢将这块烂泥状的方形丝织品托出，看到下面是头巾。已经满头大汗的王□停下来，稍作休息。“毕竟这是在两千年前的尸体上工作，压力很大。”白荣金说，“省领导们希望我们动作快一些，但这是考古，得按程序办。”
几分钟后，王□又拿起刀片往下划，碰到一块质地较好的麻布后停了下来，他用手将死者头上盘的丝织物揭开，触到了脑门。白荣金说：“一摸是软的，知道不是骨头，挺高兴。但当时已经凌晨三四点，实在太疲劳就散了。”
第二天，考古人员把绑在尸身上的九道带子慢慢解开。王□提议，把尸身上的丝织品切成近10片30厘米边长的方块取走，既能保留下较大面积的丝织品作研究，又能让老太太尽快“面世”。“这老太太很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以后，还有人来给她哭。”
脱离丝织品的辛追露出真容：头上有头发，脑后用簪子别着一团假发，脸上有皮肤，眼睫毛、鼻毛尚存，左耳里鼓膜完好，手指、脚趾纹清晰，只是两个眼球鼓起来、舌头伸出，属于早期腐败现象。“我当时就讲，哦，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人，跟现代人没什么区别。”在开棺现场的湘博工作人员熊传薪说。
工作人员找了大量棉絮、棉被里面的棉花，连托带扶一点点地把身高1.54米、体重34.3公斤的老太太“滚”到一张大台子上翻过身做检查。“我用手按她胳膊，皮肤还能恢复，很有弹性。”熊传薪说，“我跟人家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这具世界上最早真正以人工墓葬保护下来的软体古尸，后来被命名为“马王堆型古尸”。但就是这个奇迹，在“文革”时期却遭遇了“要不要保留”的尴尬：有人认为女尸属于文物范畴，至少是个重要的研究标本；有人认为这不是文物，而且有悖于推行火葬的大环境，甚至就在开棺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传来中央首长的指示，要把马王堆女尸送去火化。
“如果要火化，你要把红头文件发下来，有红头文件我们照办。”熊传薪说，湘博当时顶着压力准备保留。为此，工作人员给老太太准备了个黑漆的木棺，上面没有棺盖，用类似纱窗的纱盖着暂存。当年的湘博讲解员游振群对这个装置印象深刻，因为时年17岁的她有天接到命令，“要我快去把老太太翘起来的脚按下去”。虽然怕得很，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我看到老太太的脚确实翘着，纱布都拱了起来，就和另一个小姑娘牵着手闭上眼，把那个脚使劲一压，赶紧跑了。”
幸而没争论几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指示，要对古尸赶快采取措施，妥善加以保护。湘博便请了湖南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副教授王鹏程制定保护计划。
5月的长沙已然炎热，为防止尸体腐败，王鹏程决定打福尔马林保护尸体。从尸体手上血管注射失败后，他又试了几处，最后从大腿阴部的侧边注射成功了。“福尔马林可以打进去，她的关节还可以弯曲，皮肉组织保存得很好，跟新鲜尸体没多大区别。”白荣金说，后来他们准备了酒精、福尔马林、甘油，由他、熊传薪、王□、周世荣隔天给老太太打针，“针扎进去就跟扎橡皮一样，我们谁也没经历过，难得给这么个老太婆打针。”
王鹏程把用福尔马林、酒精、蒸馏水配置的保护液倒进简易木棺，老太太就泡在里面，上面用一块玻璃罩着，棺材周围堆满了冰块降温。
当时每晚都有省里的领导们带着家属轮流来看老太太。因为温差，有机玻璃上蒙着水蒸气，有的人就要求揭开玻璃看。“他们被福尔马林呛得不行，泪流满面。”熊传薪说，“我们就说这老太太很有福气，死了两千年以后，还有人来给她哭。”周恩来批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
在长沙，发现两千年前老太太的消息不胫而走，传言神乎其神。有人说老太太能坐起来，有人说她和郭沫若握了手，但讲的话只有郭沫若能听懂。其实那时郭沫若根本没来过长沙。
1972年5月22日，湘博将老太太和其他一些文物临时对外展出。游振群记得，当时湘博的三间展厅，一间放文物，一间放模型、墓葬发掘现场的一些情况，二楼的一间陈列室放女尸。陈列室里只用一个围栏将女尸围起来，观众在围栏外参观。楼外安排了五六名馆里的壮丁，还设了碗口粗的木杆子拦人，每30人一批往里放。
“当时的省革委说，长沙几十万人，半年就看完了。结果从早到晚，从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像流水一样，每天有一万多人参观。”游振群说，门口有个大喇叭不停地放“观众同志们，请不要拥挤，请大家排队入场，看完以后迅速离开现场”。讲解员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6点，“根本没法讲解，就是治安维护员”。每次闭馆清场时，工作人员都会在展厅门口拾到鞋、手表、帽子、手套等，门外排队等候的观众还举着小红旗要求开放夜场。
人多的时候，队伍要绵延到几公里外，闭馆前都排不到。有的观众为了看老太太，就找来木头、树、门板，扣在展览楼外两层打仗时用的铁丝网上，翻进馆里去看。还有的观众几个人合力爬围墙、爬窗。游振群记得，有个连胡子都白了的老头，晚上6点了还在挤，不料陈列馆一个玻璃门被挤垮把他砸伤了，她赶紧把流血不止的老头拉开，让他从侧门进去看了眼老太太，“老同志也不顾在流血，直说没什么疼，笑眯眯地走了。”
6月初，坊间谣传湘博要把老太太运去北京，工作人员只能每天架了高音喇叭，不断播音辟谣，客流却仍在增加。新华社记者将此情况以内参形式报告给国务院，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王冶秋立即来长沙了解情况，回北京后将情况报告给分管文物局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知道后作出指示，要求保护好文物，暂停对外开放。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提出，把内脏取出来尸体就不容易腐烂，建议对女尸进行解剖。周恩来迅速做出批示同意解剖，还提出“古人都保存几千年了，我们起码要保存200年”。
接到指示的当晚，湘博工作人员悄悄将女尸转移到湖南医学院秘藏。这个历时不过十数日的疯狂展览，就这样被忽然喊停。
后来参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专家，三分之二是研究马王堆女尸的。
1972年底，来自全国各大医学院校的教授、专家云集长沙的湖南宾馆，花了两天时间召开女尸解剖座谈会，在不毁坏古尸形象保证展览的前提下，拟了几套方案。
会议的瓶颈，出现在“谁来主刀”上。“文革”时期，主刀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万一没做好，“臭老九”极有可能要再加上罪名，老专家们为此都很犹豫。就在胶着阶段，忽然有人朗声说：“我来主刀如何？”听到这句，全场掌声雷动。却见主动请缨的这位，是湖南医学院病理解剖研究室一名三十出头的助教。“我心里想总是要有人去做的，而且解剖古尸前，我已经主刀过200多例解剖了。”40多年后，彭隆祥这样解释当年的自告奋勇。
解剖定在12月14日，就在湘博一楼南面展厅，唯有有一定身份和级别的人才能入内。湖南医学院教授、彭隆祥的老师曹美鸿把老太太的头发、假发取下后，锯开脑颅，打开头盖骨后按脑膜，发现外形完整，但脑组织已经成了豆腐渣的形状。将脑膜取出后，曹美鸿为辛追缝上头颅，彭隆祥准备解剖。
彭隆祥举起手术刀，在辛追的胸部划下去。打开以后，在场的人都很惊喜——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尸体里不仅内脏完整，而且还都在原位。通过进一步检查，解剖人员判定辛追患有胆结石、心脑血管疾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还在她的胃、肠道和食管里发现了138粒半甜瓜子。“可见她死于瓜果成熟的夏季，而且食物还存留在胃里，说明她是吃了甜瓜后两三个小时内死亡的。”彭隆祥说，胆结石卡在胆管出口容易引起胆绞痛产生神经反射，反射心脏的血管痉挛收缩后引发缺血及心律紊乱，“老太太可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的”。
彭隆祥说，解剖后对古尸的研究，可能为毛泽东遗体的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据他了解，邀请参加毛主席遗体保护工作的专家三分之二是研究马王堆女尸的，“所以反过头来再想，当时领导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问题，可能也想到要古为今用”。
为了老太太，省长批示“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保障省博用电”。
完成解剖后，周恩来批示要建亚洲一流的博物馆保护古尸。现任湘博副馆长的李建毛记得，这个1973年开建的库房被命名为“7301”工程，获批中央财政拨款250万。考虑到地下环境恒定，便设计了地下一层展厅供女尸展出。为了模拟马王堆墓葬环境，施工队在负一层展厅下方挖了个大坑，把盛放老太太的棺材放在里面，在辛追的完整尸体旁，放着她的内脏，用厚玻璃罩封盖，让游客从二楼俯看参观。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尸，周总理还特批了两台空调：一台中央空调总体控温，另一台小空调就放在老太太“房里”保障恒温恒湿。“当时，很多人都没见过空调，有的连‘空调’两个字都没听说过。”李建毛说，这两台空调日夜运作，即使在夏天，人们也得穿了外套进去。2003年搬入新馆后，老太太“住所”的空调也是24小时开放。前几年夏天湖南停电限电时，长沙市电力局通知湘博做好准备，湘博将情况汇报到省里，“结果就为了老太太，省长批示‘千方百计百计千方保障省博用电’”。
游振群记得，1974年库房竣工后，展览并没有对社会全面开放，每天大门紧闭，接待任务都要事先联系。“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批，而且对外宾展览很多。”她做讲解员时，就陪同过来自欧洲、日本、东南亚地区的保密外宾，还为邓颖超陪同缅甸总统吴奈温、李先念副总理和林佳楣陪同尼泊尔首相做过讲解。
到了1976年，外界要求恢复展览的呼声越来越高，湘博正式对外开馆。门票从一开始的2分、5分，逐渐涨到1角、2角、5角，再后来是1元、5元，最高时是10元，对外宾是20元封顶。
2002年，新的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展陈装饰完毕，大部分展品开始布展。“那时候，老太太能不能从老馆搬到新馆是一个大问题，得不到专家的认可没人敢动。”游振群说，经省政府协调，省文物局、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省博物馆一起开会讨论，确定文物资源、古尸的日常管理保管由湘博负责，技术层面由湘雅医学院负责，并发文组成专家组，组长是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主任罗学港。
会后，罗学港带领专家组成员对女尸进行了全方位检查，认为情况很好可以搬迁。随后，湘博工作人员消毒、清扫、整理地下室展厅，准备在2003年1月15日实施搬迁，这是马王堆女尸出土陈列后的首次迁移。游振群记得，当时地下室女尸陈列厅的门总是坏，后勤保障部主任彭卓群对女尸说，老太太你搬新家，还是要支持，这是一个好事情。他说了以后，门就好了。“在迁入新馆过程中，我们亲历了好几件奇事，这让我觉得我们必须尊敬这个‘镇馆之宝’，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2008年，湘博实施免费开放，观众通过官网预约或排队凭身份证取票参观马王堆汉墓陈列馆。“每天队伍都很长，特别是节假日人更多，所以2009年就考虑扩建了。”李建毛说，2012年6月18日正式暂停对外开放，从2013年起湘博开始文物转移。自今年3月起至7月底，湘江新区规划展示馆和湘博联合举办“马王堆汉墓文物精品展”，遴选了包括国家一级文物T形帛画等在内的50余件（套）漆器、丝织品、帛书进行展览。
用文物保护的文物
长沙新区规划展示馆位于湘江的西边，距离湘博约一小时车程。马王堆汉墓文物精品展（至发稿时，该展已撤展）位于一楼展厅，呈“口”字型布展。“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这幅T型帛画，当年是盖在辛追夫人第四层棺顶上的。”见有游客来参观，义务讲解员方小琴快步迎上来。她自我介绍是位发挥余热的退休人员，两年前因为“湘博是长沙人的骄傲”考入湘博志愿者队。“通过这幅画，您就能了解辛追夫人长什么样了。”
在这幅长20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T字型绘有彩色图案的丝绸中间位置，以写实手法画着一位拄拐杖衣着雍容的老妇，面向西方，背微驼曲，体态丰满。她的面前，两名家臣正跪献某物，身后跟着三名侍女（见封面照片）。
这块图案在T型帛画中，对应的是人间部分。在此之上，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天国：画面右侧是9个太阳在巨大的树枝间照耀，最大的太阳中站着一只乌鸦。方小琴介绍，据专家考证，这是先民对太阳黑子运动的记录。画面左侧是绘有神兔和蟾蜍的月亮。在太阳与月亮之间，画着一位人首蛇身的女子，代表传说中的创世主女娲（一说为《山海经》中提及的山神烛龙）。在人间部分之下，则是地狱部分：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双脚踩在神话中的鳌鱼身上，用头和双手顶起人间的地面。
在墓中出土的记录随葬物品的“遣策”上，这幅T型帛画被称为“非衣”，可能是古人出殡时举在棺前的幡，用来引导灵魂升天。
熊传薪记得，见到这幅帛画时考古人员都很兴奋，因为此前谁都没见过帛画，而且这幅画内容丰富，保存完整。但欣喜之余，如何完整提取这幅帛画成了头疼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综合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大家决定让对丝织品保护颇有经验的王□用手去提帛画，测试纤维保存情况。当发现帛画还有韧性时，白荣金找了根2.6米长的竹签，用随身带的刀、锉、剪刀削薄后，铺上宣纸，从T型上部宽的那端帛画底下慢慢插进去。然后，再用一根细棍卷上宣纸，一点点地粘在提起来的帛画背面，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幅帛画托到宣纸上。之后，再用薄膜将帛画封起来运回湘博。“考古没有现成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白荣金说。
参与修复的原上海博物馆员工戴永吉说，当他看到帛画时，脆裂的地方都碎成了小块。他记得月亮处有个蟾蜍，碎成将近一百多块，都得用薄薄的小镊子和小铲子把粘在一起的帛画残片慢慢打开，然后用小刷子将它们弄平。据他分析，这幅帛画是用扁丝绢紧密编织而成，经纬线粗细一样，“现在有些工艺都不一定达到那个程度”。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国鉴，第一个临摹复制了这幅帛画。复制时，他先在宣纸上把帛画内容描下来，打好草稿后把两块绢上下拼合放在宣纸上，借着灯光描。“汉代人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真是让人惊讶。”他说，帛画的线描功夫非常纯熟，用线讲究。仅仅为完成这幅画的线描，他就用了两个半月。描好后，他再用不会掉色的国画颜料根据照片调色，“如果怕有色差就去看一下帛画”。在最后的做旧环节，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把花青、赭石和墨汁三样颜料分别泡到水里，按照一定比例与水调和，拿灯光判断出浓淡程度，刷在复制的帛画上。刷一遍，晾干之后，再按画面深浅程度分别复刷，“用了大半天”。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100余件，“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同时展出的还有数件眉眼清秀、形态各异的木俑，或垂手站立，或翩然起舞，或成组奏乐。方小琴说，这些木俑多是在辛追墓椁室的北边厢中出土的。周世荣记得，发掘时在这些木俑的对面，还放有漆几、漆屏风、绣枕、香囊及梳妆用的漆奁、盛放食器的漆案及酒具等，俨然是歌舞宴饮的场面。“这表明，这些俑正是墓主人生前奴婢的化身。”他说，在商和西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中，“人殉”现象十分普遍，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俑的发明与推广才逐步替代了活人殉葬。“在马王堆三座汉墓中，总共出土各类木俑近300个。”
尽管歌俑身着的衣物出土时已然有些褴褛，但马王堆汉墓无疑是丝织品王国。陈国安清楚地记得，马王堆共出土纺织品及衣物100余件，囊括一年四季的袍服。尤其是在辛追墓井椁中出土竹笥里，14件衣服中有11件相当完整，“就像一场古老的地下时装秀”。
陈国安说，由于历经两千多年地下水的浸泡，竹笥的衣服含水量高，直接提取容易损坏衣物。他们在王□等专家的建议下，在湘博陈列室的地上铺了个大夹板，上面铺一层干净的布，将竹笥里的衣服整叠置于其上，待稍微阴干后，再用比较软和的纸慢慢将其卷成筒，尽量扩大手与织物的接触面，按折叠的衣纹逐个展开，放在平整的五夹板上。“衣服打开以后，我们看到很多刺绣纹饰和服饰色彩就像新的一样，两千多年没有见过光，所以色彩保存得非常好。”
说到这批衣物的保存，陈国安称之为“用文物来保护文物”。原来，垫在衣物下的衬板是用故宫博物院特拨的苏州丝绸制作，“这些丝绸以前都是进贡给皇上的”。每件衣物都用一个按衣服尺寸制作的大木盒装着，“为了尽量减小对衣物的损伤，衣服的袖子只折两道”。
陈国安说，装衣服的木盒是由王□设计的。用的是可以防虫的樟树板，表面涂一层密封性好的植物漆，时间长也不易发生化学变化。盒子边角还放了麝香草酚等防霉、防虫的药物。在盒子表层，工作人员用涤纶薄膜做了个罩子，既便于展示、研究，也可以防止人们说话时口水溅到衣服上。王□还设计了专门放衣物木盒的格子柜置于库房，通过抽拉活动架子，保管员可以检查衣服的保存情况。
“最可惜的是，一些衣物在1983年时遭到了人为破坏。”陈国安记得，偷盗者是个17岁的学生，一天晚上翻窗进了陈列室偷了许多衣物，包括国家一级文物素纱襌衣。这件身长1.28米、通袖长1.9米的素纱面料成衣，仅重49克，真正是“薄如蝉翼”，上海、北京的几家纺织厂都无法复制这样的工艺。“他母亲是学法律的，知道儿子肯定闯了大祸，就把素纱襌衣卷成一包，丢在长沙市五一路邮局寄包裹的台子上面，后来是邮局通知我们拿回去的。”陈国安说，还有一部分文物被丢放在湘博旁的烈士公园附近，损坏了好多件。据他了解，这个男孩被判了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
在木俑和丝织品展柜旁的，是占全展约四分之一比例的漆器。漆器是辛追墓中最值钱的陪葬品。战国时期至西汉，是髹漆业的“黄金时代”。漆器制作工序繁复，价格昂贵，不是平常百姓可以享用之物。到了汉文帝时期，推行薄葬，规定不得在棺椁中放置金银铜器，马王堆中除了铜镜等一些小铜器外，确实没有出土金银器物，但500多件漆器仍足以显示辛追一家的显赫富贵。“在汉初，一件漆器的价钱是铜器的10倍。”周世荣说。
当年负责辛追墓墓葬绘图、编号和拍照的周世荣，至今记得这些价值连城陪葬品的发掘过程。当几名壮汉合力揭开辛追墓的巨大椁板时，看到呈井字形椁室的四个边厢里已经浸了一米左右深的地下水，木俑、漆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水里。“按照考古程序，我先给每件器物绘图、编号，记录各种东西摆放的位置和秩序，以便事后研究陪葬品的数量和摆放的顺序，以及古人的礼制。”编完号的物件才可以提取，不过都得请有经验的老师傅出马。这些老师傅多数是当地的“土夫子”，就是解放前以盗墓为生的一批人，解放后陆续被吸纳到专业考古队。
熊传薪记得，在这些“土夫子”中，1953年进入湘博的任全生（已故）出力最多，他身材高大，手臂长，技术好，凡是比较难拿的东西大多由他来拿。边厢里水位以上的部分还有70厘米，任全生首先把最大的北边厢中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取出来。“提取浮在水面上的器物很需要技巧，要托着底部慢慢拿。而且，人不能到边厢里去，会踩坏器物，只能趴在旁边弯着腰下去取。”熊传薪说，任全生取得差不多时，考古人员借来抽水机慢慢排水，“如果排水太快会导致器物移动，稀里糊涂把东西拿上来那不叫考古。”
清理完北边厢后是长条形的东边厢，1.44米高的边厢里堆满器物，主要是漆器和木器。根据周世荣的绘图，器物的摆放分了四层。最上面那层主要靠人趴在井字形棺椁中间部位的椁板上取，取到第二层时怕取物的人栽下去，就在他腰上系条澡巾，由另一位老师傅双手用力拉住，一件件往上取。“马王堆汉墓边厢出土的东西大概有一千多件，几乎每一件都是由这些老师傅小心翼翼，亲手取上来的。”熊传薪说，尤其发掘到后来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提取文物不得不改为“夜战”，更是疲劳危险至极。
老师傅提取文物时，其他考古人员在边上排成队，东西取出来后就一个传一个地把东西递到固定摆放点。如果是易损文物，考古专家就自己亲自送过去。由于担心文物遭到外界条件影响发生褪色等情况，送达摆放点的文物都被盖上了草纸。
在现场的湘博工作人员欧金林记得，在摆放点的考古人员负责用皮纸把文物包好放到箱子里，每个箱子都要登记，而后交给馆里的女讲解员，她们一前两后坐上车，“每人手上抱一件东西，一次就送三件”，到了馆里再按登记表签字验收。
无声无息中现世界奇迹
从湘博出发，约20分钟车程就到了现坐落于马王堆医院内的马王堆汉墓遗址。在大门口，慕名而来的游客向一位穿病号服的老先生问路，老人甩手一指：“往里走500米，左手边就是马王堆。”
“深挖洞”的意外发现。
循着老人的指引前往，很快见到一块写着“汉墓墓址由此去”的指示牌，指向一座高不过数十米的土堆山。顺石阶而上到达山顶，只见几个老头老太正在锻炼身体，他们身后是写有“一号墓址马王堆汉墓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这里就是一号墓？”游客问。
“是啊，一号墓、二号墓挖出来没多久就被填平了。”一位在扭腰的老太说，她今年70岁，出生以来一直住在马王堆附近。她记得，“文革”前这里是省干部疗养院，“文革”时疗养院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温床，就把它“砸乱”了。而后从黑龙江哈尔滨把366医院迁到这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墓”。
1971年12月，366医院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可以点燃的呛人气体。这件怪事像个烫手山芋般在各局委之间被“踢皮球”，直到几天后的傍晚，消息才转到湘博。
“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刻的情景。”熊传薪说，那是1971年12月底的一天，因为天气太冷，原本要去挖防空洞的他留在传达室烤火聊天。忽然，馆里唯一的电话响了，一名老师傅接了起来。对方问：“是省博物馆吗？”老师傅答：“对，请问你有什么事？”对方说：“转告你们领导，马王堆挖防空洞发现了‘鬼火’，你们快派人去看一看。”老师傅挂机后马上去了办公室，报告给时任湘博革委会副主任的侯良。
第二天，包括熊传薪在内的七名湘博工作人员带着锄头和手电筒，顶着寒风直奔马王堆。
只见防空洞是从东边土堆挖进去的，近30米的时候发现洞内两边的土质一直是第四纪红色网纹土，到了28米处土质明显变成一种经人工加工后的土壤。一名民工说，挖这段土的时候感觉土质特别疏松，钢筋插进土里再拔出来就冒出一股气，他休息抽烟时，火柴遇上洞内冒出的气就燃起来了。
“我们的老师傅一听就明白，这是个‘火洞子’。”熊传薪说，“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考古学上火坑墓的俗称。由于墓里物质腐烂后产生的气体，通过白膏泥、木炭层从小洞里冒出来，与火苗接触后就可以燃烧，“通常‘火洞子’墓都没有被盗过，对‘十墓九空’的长沙来说非常罕见”。
从东西向的防空洞出来，熊传薪们走进另一条与之交汇的南北向防空洞勘探。回到防空洞外，他们目测了两条防空洞间的距离、高度，得出结论的是，“这个土堆埋有两座墓”。
回到湘博，馆领导立即向军区汇报，为了不使墓葬继续遭到破坏，希望医院立即停止挖掘防空洞。同时，湘博联系了远在北京筹备出国文物展的馆员高至喜，请他尽快报告国家文物局，等待进一步挖掘指示。
“我是在故宫武英殿接到电话的。”髙至喜回忆，当天下午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正好去查看展览筹备情况，高至喜在陪同期间就向他汇报了。“那时手续不严格，他说可以挖，我就打电话告诉湘博王冶秋同意了。”
于是，湘博很快做了预算：买100把锄头、100条扁担、棕绳、防潮纸、胶卷、包装材料等，以及适当的补助费、民工工资费，加起来1万2千块钱。报上去后，省领导回复“搞‘文化大革命’哪里有钱”，只批了6000元。
熊传薪记得，1972年1月16日早上7点多，10多名湘博工作人员到馆里集合，每人扛一条扁担、一担簸箕整队前往。走在前面的人，手上举一面旗子，走在大街上唱语录歌。早上9:30，他们和20多个招来的民工聚集到马王堆汉墓，在寒风中开工。“没有开幕仪式，没有鞭炮剪彩，没有领导讲话，这么重大的考古发掘，就是在无声无息中开始的。”
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土方量有一万多立方米。
挖掘的第一步是挖土和挑土。“一天最多能挑多少土？16000多斤！”当时在现场的欧金林说，有一天他每倒一担土，就摘一片竹叶放到口袋里。收工后数了一下，一共207片。按照每担土80多斤计算，207担就是16000多斤。
欧金林说，考古人员和民工每天从早上8点半干到下午5点半收工，上午休息20分钟，下午休息20分钟，中午吃饭休息1小时，“馆里给了我个哨子，休息的时候就吹几下”。
清理完封土堆，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墓南北长19.5米，东西长17.8米，深20.5米，是大型古代墓葬。墓葬从上到下逐渐缩小，呈漏斗形，估计土方量大概有一万多立方米。按照现有的人力，不知要挖到何年何月。如果要请民工，一来打报告报批很麻烦，二来需要钱，湘博只好另谋出路，向社会求援。“社会上只有往高中生或大专生方面去想，一是他们年轻，二是学生好奇，三是不要花很多钱，只要管顿饭就行。”熊传薪说，湘博当即联系了大概十几所大学、中学，并让馆里讲解员轮流到学校放映“仇满万人坑”、“赵劳柱家史”两个典型制作的幻灯片作为回报。
到了2月，长沙的雨季开始了，挖土工作愈发艰难。考虑到雨后容易塌方，工期变得更紧。熊传薪回忆，当时只有大雨天不挖掘，中雨小雨都不停工。大雨过后的两天特别难挖，人们必须先把积在坑里的水一担担挑上去，等泥土干一点了才能继续挖，地面很滑容易跌跤，就撒了炉渣防滑。“条件虽然差，但大家斗志挺高，因为知道‘火洞子’里有很多器物，总不会白费劳动。”
与此同时，马王堆发掘的消息逐渐为人所知，从市里来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有骑单车的，有抱小孩的，像赶集一样。”扭腰的老太说，她曾和邻里的小伙伴一起去围观，“但我们去得晚了，那时墓坑已经被围起来，不让外人进去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
4月上旬，清理完墓坑内填土的人们挖到了一种粘糊糊的泥土。傅举有说，这种粘土俗名叫“白膏泥”，在中国南方墓葬中，白膏泥常常用来保护墓葬，据说有很好的密封性。棺椁盖顶上的白膏泥厚度有四五十厘米，底部的也有20多厘米，棺椁两边的达1.2米。
白膏泥之下，是看起来好像刚出炉的木炭，古人用来防潮。这些木炭整整装满了4卡车，超过5000公斤。考古人员拿了一部分木炭煮饭，火力很旺盛。扭腰的老太说，当年隔壁邻居去得早，捡了几块木炭回来，“好多人都捡，听说能治病”。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
待清理完木炭后，人们看清了墓坑底部摆放的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椁室。当时无论是湘博的考古人员，还是北京来支援的专家，都没有见过如此完好的木椁墓。在外椁顶上覆盖了26张两边横盖、中间直盖的竹席，角落上写有“家”字。起初，这些竹席的颜色跟现在的新竹席成色一样青，当考古人员把覆于其上的木炭和白膏泥清理后，竹席就变成褐色了。
4月13日取完竹席，准备打开棺椁。考古人员先把椁的四个边框敲了，再用2米多长的粗钢棍插入椁板缝隙。“第一层椁板有5块，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敲开一块。”熊传薪说，揭完第一层椁板发现第二层又是一个结构，以同样的办法撬取，“最后发现一共有四层，第四层就是椁室盖板。”这时刚从被下放的江永县调回湘博的周世荣记得，这些椁板最大的一块长4.84米，宽1.52米，自重很重，又是湿的，重达1500公斤，最后全靠长沙汽车电器厂义务搬走。
打开椁板后，是形状像汉字“井”的井椁。井椁中间是全用卯榫拼接四层套棺。最外面是没有丝毫装饰的黑漆素棺；第二层是黑地彩绘漆棺，在黑色的底面上用朱、白、黄、绿等多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其间穿插着111个怪兽、神仙；第三层是朱地彩绘漆棺，红色的棺面上用绿、褐、黄等颜色绘着6条龙、3只虎、3头鹿、1尾凤和1个仙人。最里面的内棺涂满黑漆，外面用帛和绣锦装饰。“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修饰的棺材，纹饰就像羽毛一样，有人说这有‘升天’的寓意。”周世荣说。
井椁北面的头厢最大，象征着辛追豪华的客厅。东、西、南三面的边厢象征辛追家奴婢工作的地方和储放衣物、粮食等的仓库，大多保存完好。“我们打开东边厢一个漆鼎的盖子后，都惊呆了。”周世荣说，盛水的漆鼎中漂着一层藕片，当考古人员提取出来准备让他画画时，因为晃了几下，漆鼎里的藕片就剩下几片了。等放到汽车上送走时，藕片没有了，变成了一盒汤，“幸好之前王□拍下来了”。周世荣说，后来有地震局的专家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说明长沙至少两千一百多年来没发生过地震。“挖二、三号汉墓是周总理提出来的。”
在一些随葬器物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印有“轪侯家丞”或“轪侯家”字样的封泥，人们因此对墓主人身份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轪侯家墓，有人认为这是轪侯家送给墓主人的物件。
事实上，关于马王堆究竟是谁的墓葬，有着好几个版本。流传最广的，是根据《湖南通志》记载认为，这是五代时期后唐楚王马殷家的墓，故称“马王堆”。但早在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带队考察时就已摈弃这种提法，因为从形制上判断，这是个汉墓。而且，在挖掘马王堆的过程中，熊
传薪发现原来366医院的门牌是“马鞍堆2号”。他揣摩可能因为这片土堆远看像马鞍，所以叫“马鞍堆”，而“鞍”字在长沙话中与“王”字发音相近，“马鞍堆”逐渐传成了“马王堆”。
另一个传说，是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这是西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国诸侯王刘发母亲及其侍女的墓葬，即“双女坟”。白荣金记得，发现“轪侯”印章后，他就回湘博后把《汉书》和《史记》找出来翻看，当天就在诸侯年表里找到了轪侯。“我就确认这片墓是轪侯家的。”
“为什么要发掘二、三号汉墓？是因为周总理在审查马王堆一号墓发掘现场纪录片的时候，就讲旁边这个墓是不是也把它挖了，挖二、三号汉墓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高至喜说，由于当时三号墓已经暴露，所以考古队决定先挖掘三号墓。“王□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
如今，三号墓坑是马王堆中唯一供参观的墓坑。硕大的水泥墓坑，坑里什么都没有。
就在这个位置，40年前曾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参与三号墓挖掘的傅举有说，较之一号墓发掘的无声无息，三号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备受重视。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批准了湖南省革委会呈送的关于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请示报告，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指定湖南省委副书记李振军为组长，副组长是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黄家驷。
时任领导小组业务组组长的高至喜记得，由于不腐女尸辛追的出土，人们对三号墓再现不腐古尸报以很大期望。鉴于湘雅医学院提出要买一个10万元的高压氧舱保存可能发现的尸体，最后总预算做了约20多万，“报上去都批了”。
1973年11月19日，三号墓挖掘正式启动。“搞了个开幕式，宣布‘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开始！’”傅举有记得，当时民工、学生、工程兵分三班进行发掘，8小时一班，夜不停工。
高至喜说，人们对三号墓充满期待还有个原因，“想看看一号墓的不朽之谜是不是能在三号墓中找到答案”。
辛追墓留下的遗憾之一，是没有收集到意外发现时漏出的可燃性气体。因为当时湘博人员到现场时，气体已泄露几天，尽管侯良借了个小氧气袋想灌气体，但气体很少，难以取样研究。
“当时我的具体任务，就是落实怎样在开棺以前，在密封条件下把三号墓棺材里的气体抽出来。”参与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的陈慰民回忆。可惜的是，当考古队挖到墓葬东南角时，发现在角边大概30厘米宽、1米多长的地方没有白膏泥，导致棺椁密封不严，严重渗水。这么一来，收集到的气体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一号墓挖掘的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在开棺前采集棺液，使马王堆女尸的不朽成为谜团。当研究人员准备用真空泵提取三号墓棺液时，却发现棺材已经裂开，棺中只剩遗骸。“但王□先生还是用手点了下棺内液体，亲口尝了。”在现场的陈国安说，“后来，他用化学试纸测试了PH值，我记得好像是7。”“在这个墓里出土的帛书，它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虽然没有出土古尸，但三号墓有意想不到的补偿。”高至喜伸出大拇指说，“在这个墓里出土的帛书，它的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高至喜至今记得，帛书被放置在三号墓井椁东边厢靠中间的位置。“装帛书的黑色漆器盒比较重，任全生拿盒子的时候差点脱手。如果掉下去就完了！”高至喜说，打开盒子拍照时，考古队员只看到上面一层放着丝织品，还不知道下层装有帛书。
负责清理这个漆器盒的熊传薪记得，盒子分为五格，靠边的一格装有竹简，大方格里有一堆折叠的丝织品，“反面看去有书写的字，丝织品的质地像豆腐一样，好看不好拿”。
这是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帛书，由于湘博没有条件整理，很快就将帛书装在充满氮气的塑料袋中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经过整理发现，这批帛书达50余种，逾10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
除了帛书，三号墓的陪葬品中还有大量兵器，另有一张被后人称为《车马仪仗图》的帛画黏贴于井椁西侧的内椁板之上，在装有帛书的漆器盒中还发现了地形图、驻军图。在三号墓“非衣”的人间部分，同样绘有墓主人的形象：一名头戴刘氏冠、身着红袍、腰间配长剑的年轻男子。考古人员推测，墓主人可能曾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
通过三号墓主人遗骸的测定，考古人员推断他死时刚过而立之年。有史学家据此推断，墓主人可能死于西汉早年长沙国与南越国的交战时期。
由于在三号墓中没有找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考古人员把希望寄托在距离一号墓西壁仅23米的二号墓。1973年12月18日，二号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傅举有记得，挖掘不久就接连发现了几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中有个唐代的瓷碗，说明早在唐代，二号墓就被盗贼光顾了。在解放初期，这里还被当地农民盗过一次。只留下烂了的棺椁，以及与泥水混在一起的三层椁底板。
“对二号墓发掘一般是轻描淡写地讲一下，其实二号墓是最艰难的。当时天很冷，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和我们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干活。”熊传薪说，在原本定好要出墓的那天，长沙飘雪，墓坑里白茫茫的，湘博领导却敦促大家加紧清理。傅举有说，这是因为等冰雪化了墓容易垮，以前考古界发生过好几次墓坑垮塌把人埋在里头的事。
三层椁底板起吊后，考古人员便在泥水中摸索。高至喜记得，忽然有人兴奋地大叫起来，原来是在墓坑北端的淤泥里摸到两个印章，一个刻着“利苍”，一个刻着“轪侯之印”。
白荣金说，出土的这两方印章，不仅解决了二号墓主人的身份问题，还解决了不同史料记载的正误问题。原来，他在此前查阅轪侯家族史料时，发现司马迁的《史记》里写的是“利仓”，班固的《汉书》写的是“黎朱苍”，通过私印，可以确准轪侯姓名的正确写法。
高至喜当时提出，墓坑里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官印。据《史记》和《汉书》记载，第一代轪侯利苍以长沙国丞相的身份受封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地轪侯国在今湖北浠水（另一说在今河南光山县与罗山县之间），鉴于西汉诸王列侯有“不就国”的习惯，利苍就生活并埋葬在长沙。高至喜当即建议，把椁底板下的淤泥全运回馆里，让老师傅用筛子筛，“长沙丞相”的龟钮铜印就这样被筛出来了。
“二号墓挖出三枚印章，就挖出马王堆汉墓的眼睛了。”高至喜说，通过印章和三座墓葬的形制规划可以判断出，二号墓主人是利苍，一号墓主人是轪侯夫人辛追，三号墓主人应该是利苍的儿子，但究竟是利苍的哪个儿子，考古界尚无定论。
除了三号墓主人身份存疑，考古人员对如此厚葬的轪侯家族也产生了疑问。根据刘邦对141个功臣分封侯爵的排名，轪侯利苍名列第120位，是个仅有700户的小诸侯，在当时贫穷的长沙一带，为何墓葬可以如此富有？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利苍儿子利豨死后，他的儿子、第三代轪侯离开了长沙，到汉朝首都长安做官。第四代轪侯担任过武官，因擅自调兵被判死刑，后被赦免贬为庶民。轪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不复存在。
对于不腐女尸辛追的生平，尽管近年来被翻拍成电视剧、编写成小说，但这些都只是人们的推测。这名在史书上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女子，在两千多年后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考古人员发现，由于一号墓在构建时分别打破了二号墓和三号墓的封土，可见她的埋葬时间比丈夫和儿子都晚些。根据史料记载的利苍死期推算，他过世时辛追还不到30岁。
多少年来，关于马王堆汉墓的争论始终在继续。“有些问题也许能在未来得到破解，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高至喜说。